权力由话语开始，并通过话语将操控深入到对身体和行为以及思想的控制方面。在现代社会，权力的形式是多样的，权力需要以约束自由为目标的规训，通过渗透进日常生活当中的权力话语，实现对个体的精神控制。除自上而下的权力话语霸权对个体的压迫外，女性也会自发地凝视其他女性，一般情况下凝视指的是带有权力与欲望对被观看者的观看方法，在这里话语与凝视均为权力拥有者对被凝视者的行为和思想控制的体现，对被凝视者的言语和行为加以规训。以下将从极权政治对女性的身体、话语及思想的高压管控角度，分析促使小说中三位主要角色女性意识觉醒的主要外部因素。
第一，权力体现在对人口控制和生物权力加以干涉的身体方面。在涉及到人类繁衍问题时，极权政府把人民当作生物性人口加以管控，不仅从宏观上对生理权力施加操控以实现对人口的管理，还借助话语从思想层面要求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监督。《证言》与《使女的故事》均发生在环境恶化与核污染等因素致使女性的生育能力大大降低的背景之下，使女作为尚且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迫成为替大主教夫妇繁衍后代的生育机器。在文中莉迪亚嬷嬷被雕刻家塑造成一位年轻、肩膀挺直、目光坚定的女性，在她的塑像旁是一个含胸低头、不能以真面目示人的使女。这样的人物形象设定契合了福柯的观点，即对身体的规训与对人口的控制并不互相排斥。首先，嬷嬷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规训与惩戒机制，象征着生产的权力（即使嬷嬷没有生育的权力）；其次，嬷嬷本身代表了极权政府对个体无孔不入的权力渗透；此外，遮蔽面孔的使女是女性主体性陷落的标志之一，权力占据意识成为其主体，女性的主体性逐渐消失，直至彻底沦为极权与暴政的执行者。在福柯的观点下，这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福柯，195）。莉迪亚嬷嬷既是极权统治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操控女性个体的施暴者，在长期的身份变换之间，莉迪亚嬷嬷试图找到平衡点来实现对自己内心的救赎，然而惩罚机制对同为女性的莉迪亚嬷嬷带来了无尽的伤害，“我还是很清楚自己在冒多大的风险”（阿特伍德，5），为后文莉迪亚嬷嬷彻底放弃建立理想的基列国做了铺垫。
第二，权力体现在对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强制重构的思想方面，呈现出多种情况。情况一，极权政府对人们自由信仰加以干涉。统治者选取《圣经》作为信仰基础，以对其有利方式强调字面意思解读，要求基列国民众无条件接受并效仿《圣经》的生活方式，以此其维护统治。阿特伍德受到弗莱原型批评理论的影响，在《使女的故事》与《证言》中都使用了圣经中的意象，例如，使女与基列国的名字均取自《圣经》（创世纪16:1），由于利亚的使女悉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因此使女在基列国象征着生育；拉班在一座山上找到了出逃的雅各，这座山的名字是“基列”，意为“见证之地”（创世记31:25），这也是小说中基列国名称的由来。基列国统治者借助《圣经》的广泛的影响力和接受度来规训个体的思想，逐渐使得女性个体被拆解，极权政府最终达到使个体思想趋向同一化的效果。然而官方的解读，没有采用传统的压迫形式，而是选择了看似并不粗暴也不残忍的渗透进日常生活当中的方式实现思想上的同一化。基列国的规训体现为在封闭空间内，对个体的反复操演，即不断重复“宜应称颂”等看似毫无意义的话语。以思想上控制达到权力主体对客体规训的最终目的，使个体自觉服从于权力主体，形成了一种看似文明的社会秩序。福柯的著名意象——边沁监狱体系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权力与监管的模型，“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福柯，226），福柯提出，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在这样的构想下，被监督者彻底被观看，但是不能观看。基列国的女性自下而上都处于被观看的地位，通过思想控制这样使监督者不能被观看的手段，对被监督者实行监管，很少有人见过莉迪亚嬷嬷，但几乎没有女性不惧怕她，连大主教也要参考她的意见做出决策。在小说第二章提到，身份高贵的姑娘们会被安排好一切，嫁给地位高的大主教们。嬷嬷们灌输给她们的思想是，“你们不需要害怕，只管好好上课，信任长辈们会做出最好的选择，一切该是什么样儿，就会是什么样儿”（阿特伍德，10）。话语借助被扭曲的宗教教义对思想加以禁锢，致使人们不再主动思考，而是顺从地接受安排。话语是思想体系的表层，在极权政治环境下，话语即集权控制的体现，权力通过语言对受控制者进行规约。就像福柯所认为的那样，权力存在于关系当中。而联系起这种荒诞的关系的方法之一，就是借助被扭曲的宗教教义，为极权披上合理的信仰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