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即语言相对论）指出，在不同文化下，不同语言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和使用等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使用者的思维方式。“语言并不像一般的但是肤浅的想法那样，是贴在完成了的思维上的标签”（萨丕尔，13）。由此可见，话语作为思维的承载体，将个体的思维加以表达与外化。
第一，艾格尼丝的话语反抗是有限的，由于其成长环境的特殊性，形成了与黛西差异较大的思维与话语模式，而艾格尼丝代表的正是在基列国成长的年轻女性的思维转变过程。在艾格尼丝的证言中她提到，“没有坐过秋千”，原因是从小她就被教导不允许这样做。然而艾格尼丝在不断接受规训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反叛情绪。继母宝拉带回给她量尺寸做婚纱的装饰团队的嬷嬷开始，她反问为什么这样做，来表达自己强烈的不满，但此时的反叛思想还没有完全形成，她听从了宝拉的安排；好友贝卡由于割腕被送进医院后，艾格尼丝对婚姻的抗拒也更加坚定了。结合前文，艾格尼丝接受的是服务于生育和极权统治的教育，这使得她的话语以及行为都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她只能在有限的思想空间内试图找到逃离的方式。话语的反抗是无效的，她依旧要接受命运的安排。这也促成了艾格尼丝走向思想解放，她开始思考怎么才能逃离。尽管她的反抗是不够彻底的，她受到纪律的规约而不能自由地做出选择，即使逃离了生活的街区，艾格尼丝也没有能够独立生活的本领,但对比莉迪亚嬷嬷，艾格尼丝的原生思想中并不存在反叛的概念，因而艾格尼丝能够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尝试争取按自己的想法和意愿生活的观点是完全超越自身局限的。在福柯看来，纪律是一种等级排列的艺术，一种改变安排的艺术。它通过定位来区别对待各个肉体，但是这种定位并不给它们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使它们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分布和波动（规训与惩罚，160）。艾格尼丝在八岁时就得知自己将会嫁给年纪比自己年长很多但拥有权力与地位的大主教。她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会笑眯眯地问我乖不乖，然后就消失了”（阿特伍德，15）。在艾格尼丝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角色缺失与童年时期就认清了未来成为大主教夫人将会面临的悲惨命运，这些成长事件作为影响艾格尼丝一生的童年经历，在艾格尼丝的成长过程中让她不断做出逃避现实的选择，在纪律规定好的位置里，她的选择只有要么嫁给大主教要么接受信仰的召唤成为嬷嬷。比起好友贝卡在没有选择的绝望境况下选择自杀，艾格尼丝选择加入阿杜瓦堂成为一名年轻的嬷嬷，实现了她所希望的“（不必）喜欢任何人”（阿特伍德，309），这也是有限的权力下艾格尼丝能做出的最大化的自由选择。超自然神本位的思维模式与传统人文主义观点下，艾格尼丝对自我的认知受到有限的知识和繁复的惩罚机制所限，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总结的，知识即话语，话语即权力（许宝强，2001）。艾格尼丝有权力阅读之后，才萌生出更有效可行的反抗意识，聚焦个人经验理解自己与他人的思维模式相互作用，建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