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社交媒体倦怠症来了吗？》给中国网络社交媒体繁盛的表象浇了一盆冷水。在此之前，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在人口红利的优势下进行了一轮井喷式的增长，中国互联网网民数量从2008年的2.9亿人增长到2017年的7.7亿人，社交媒体大有一统天下之势。然而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却深刻地指出了“尽管社交媒体使用率越来越高，但人们对社交媒体使用的满意度却越来越低”的问题。文章引用了凯度于2017年发表的《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其中显示，认为社交媒体给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人从65%下降到61%，特别是“90后”群体中，31%的人认为“社交媒体让我空虚浮躁”；34%的人认为“不能集中注意力”；39%的人声称已经关闭了社交媒体的推送提醒。人民日报由此提出“社交媒体倦怠症来了吗？社交媒体时代要过去了吗？”由此，社交媒体倦怠作为一个热词进入了民众以及学界的视野。超星数据显示，社交媒体倦怠相关的发文量从2016年的3篇猛增至2017年的25篇。
社交媒体倦怠的成因研究率先进入了学界的视野。刘鲁川等学者利用扎根理论构建了社交媒体倦怠影响因素及消极使用行为模型，他们将社交媒体倦怠拆分为“倦怠情绪”和“消极使用行为”两种，并认为社交媒体用户首先会产生倦怠情绪，进而有一部分用户会选择消极使用行为。张艳丰等学者运用“感知—态度—行为”研究范式对自我效价、隐私保护、信息过载、心流体验、社交媒体态度等影响因素进行了可信度检验。以上的研究都是基于管理学视域审视了社交媒体倦怠现象，并运用模型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为我们了解社交媒体倦怠的成因提供了极大洞见。但在此时，学界对于社交媒体倦怠的社会意义的揭示尚属空白，人民日报在文章中所提到的“互联网时代，人类的社交到底走向何处？人与人的关系又当如何界定？”等深层次议题尚未得到解决。李宏等学者由此为社交媒体倦怠做了国内外的研究述评，他们通过文献研究，系统梳理了社交媒体倦怠的定义及其社会学意义，他们的研究发现，早在2011年，学者Gartner就在一次针对11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交媒体用户调查中发现了用户对社交网络感到厌烦的问题。同年，Facebook仅5月份就流失用户共达800万，google的用户访问量也减少了37%。这项发现表明，社交媒体倦怠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在网络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都会出现的一个普遍问题，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
时间来到2018年，凯度又发布了《2018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其中对重点社交媒体APP的分析表明，虽然用户对社交媒体的满意度在持续下降，但新出现的社交媒体APP的推广依然十分顺利，比如抖音的快速崛起，其月活覆盖率从2018年3月的25%增长到了同年8月份的38%。这说明用户对社交媒体的不满意情绪并不影响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这与此前的研究结论是矛盾的。该报告的第四部分“人们真的满意社交媒体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吗？”为这种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思路。第四部分在揭示了用户在肯定社交媒体的积极价值的同时，也更多地意识到了社交媒体的消极影响，并开始选择采取策略来减少社交媒体的消极影响。其中采取极端方式，如卸载社交媒体、关闭朋友圈等行为占比较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通过自己有意识地减少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和增加线下社交频率的行为占比较高。这表明了社交媒体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逐步产生了更多的理性自觉，在意识到社交媒体的消极影响之后，他们所做的并非是与社交媒体进行隔绝，而是进行了更为审慎的使用策略。故用户对社交媒体的不满意并非让他们完全陷入了一种被动的、赌气式的弃用状态，而是更为主动地去采取灵活的策略规避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报告在社交媒体总评价得分中也显示，用户对社交媒体的评分从2017年的79.8达到了2018年的80.6，这也表明了用户所采取的社交媒体使用策略取得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