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人民性”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但其核心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文艺往往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广大人民在文学领域中则一直处于边缘性地位。中国步入近代社会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整个民族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暴力掠夺，另一方面是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真正意识到要实现民族解放与独立，重要的是国民思想的解放，文艺以其能够发挥独特的精神力量作用，便成为启蒙国民的重要手段。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诚如本雅明所说，法西斯主义利用文艺来宣扬战争美学，“而共产主义则用艺术的政治化对法西斯主义的做法做出了回应”，在中华民族的现实革命斗争下，知识分子打破以往文艺为贵族享有的特权，以及由此带来的文艺不能为国民所接触而产生的“神秘性”，积极推行文艺的大众化之路，文艺承载着启蒙国民与民族解放的历史含义开启了“人民性”的内涵。
自五四时期以来，知识分子提倡建立“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倡导白话文革命，“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通过变革文学的表现形式，从而使其更容易为国民所接受。同时，知识分子积极向外寻求资源，西方的优秀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品一时被介绍进来，成为他们学习和借鉴的精神资源。知识分子在推动文艺大众化的道路上，密切了文艺与现实、与国民的联系，但也由于过分推崇外国文学形式，实际上脱离了大众生活的实际情况，而且，由于没有真正接触大众生活，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始终存在着隔阂。
到延安文艺发展时期，真正解决了以往知识分子与大众实际上相脱离的问题。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如何处理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从而凝聚革命潜力，事关革命的兴败，在1942年召开的文艺座谈会这一关键性会议后，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才真正密切结合起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明确了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即为广大工农兵群众；同时明确了如何服务的问题，通过“普及”与“提高”的方式，即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在“提高”的目标中最终推动人民文艺的整体发展，“按照周扬的观点，延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五四文学运动’没能‘与工农兵群众结合’这一‘概念而根本的问题’”，《讲话》树立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此后文艺工作者不断反思自身，自觉坚持文艺的“人民性”这一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