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有翻译史的写作，有学者指出，在史料与历史文化叙述之间始终没有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不是过于偏重文化史、思想史，最终掩盖了翻译史叙述，就是太过受限于翻译史料而难以生发出具有启发性的知识形态（耿强，2006）。孔慧怡博士提出“写史并不只是搜集历史资料，更重要的是找寻各种历史事件的意愿与模式，让我们对整个题目和相关的事情达到更深的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现有的中国翻译史，不少似乎称之为大事和人物纪要或资料汇编更为恰当”（孔慧怡， 2005：13）。 她强调要注重史料和认真分析的翻译史个案研究相结合。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 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就是一本将史料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优秀的翻译史研究著作。该书相当于一本论文集，除第一部分通论、第四部分专题讨论外，其余各篇论文都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个案研究。作者借助发端于西方学界的译学理论，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常常将各种译学理论不露痕迹地融入到案例分析中，或是通过史实分析与解读，自然而然地得出与现代译学理论相契合的结论来（向洪全，2008： 41）。通过还原严复、梁启超、鲁迅等大家的翻译实践活动的历史背景真相，深入全面地重新阐释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一、绪论部分概述
首先，绪论部分长篇介绍了20世纪翻译理论，为后文的个案研究做了理论上的常识准备。从探究对翻译的理解，引出长久以来对翻译的理解是“原著中心论”开始，讨论了尤金奈达的读者反应理论和Ir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继而叙述了Gideon Toury正式提出的以译文为中心的翻译研究理论，同时阐释André Lefevere 的“系统”观念。在接下来的第七节里，作者参照以上几节介绍的西方新出现的翻译研究理论，对一些较明显的翻译现象进行了检视，无论是分析五四时期还是建国后的翻译，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始终是不可忽略的。而最后一节从翻译文学的地位谈起，进一步强调翻译研究应作为一门单独学科来处理，同时对今后的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做出展望，即不能再是拿译文与原文对照，而应该是跨学科的，大力借助其他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
总而言之，该著作绪论八小节对翻译理解、翻译标准、新的翻译理论做了概述，无疑为后面的每一份翻译史个案研究起到常识准备作用，尤其是多元系统论、意识形态的概念贯穿于很多翻译现象的解析。
二、个案研究评析
接下来，作者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重新解读了20世纪几位对中国翻译思想史产生深远影响、却备受争议的翻译家、思想家或文学家的翻译事迹。各案例研究通过对严复、梁启超、鲁迅等大家的翻译实践活动一一进行探究，使得读者对“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获得更加客观真实、深入透彻理解。此处对书中个案研究列举一二做简要分析。
《重释“信、达、雅”— 论严复的翻译理论》通过联系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学及政治理论，试图从严复的文字中，对其于《<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这一套理论的真正意思进行深入探究， 以澄清长久以来人们的误解，同时加深人们对晚清译介情况的了解。该篇论文分为六小节，首先通过引用严复自己的文字，证明了瞿秋白和鲁迅将“信达雅”看做不同的相互排斥的元素具有偏见性，自始至终— “信”就是指忠实、“达”也是坚持要“意义则不倍本文”和“显其意”，而“雅”也是为了“达易”、求显（严复，1898b:1321），三者是一个整体，中心点始终是忠实于原著的意义。而第三节则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分析了严复不进行逐字对译，即所谓“不忠实”的原因，分别涉及到语文和原著内容的问题以及他从事翻译活动的政治动机。由政治动机又触及到严复翻译的读者对象问题，因而在接下来的一小节中谈到了梁启超对严复用词典雅艰深的批评不合理，因为严复这样做是出于实际需要，即为了争取诸如桐城古文大家吴汝纶等多读古书的士大夫的支持，以通过外力提升自己在官宦场上的影响力。以桐城古文翻译外国最新思想困难重重，第五节介绍了严复为了让读者清楚明白内容和意义所采用的几种手法。最后一节总结了由于具有特殊的时代、特殊的读者以及特殊的翻译动机，严复的译文并没有逐字对译，但绝不表示他只顾追求译文古典优雅而不理会原作内容，再次强调应把时代的因素考虑在内，客观全面地检视“信、达、雅”理论。
《“暴力的行为”— 晚晴翻译外国小说的行为及模式》一文从两方面— 即翻译本身被视作以及翻译故意被转化为“暴力的行为” — 考察晚清外国小说翻译活动的模式。一方面，梁启超所提“小说界革命”试图借外国翻译小说颠覆传统小说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借外国小说对译入语文化（中国文化）里的一些固有思想进行冲击，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另一方面，有时译者会为尽量配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口味，采用豪杰式的意译或甚至是“译述”，将不容易被传统读者接受的部分删改，这种故意被转化其实也是一种“暴力的行为”。总而言之，本文是着眼于译文、译文读者以及接受文化方面来探讨晚清外国小说的翻译的，而这些方面恰好与绪论理论介绍部分谈及Lefevere的翻译理论时指出的，译者翻译时要将译出语特定文学文化系统的某一部分体现于译入语文学文化系统中相呼应。
三、评价与建议
总体看来，《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相当于一本翻译史研究的论文集，收录了王宏印七篇研究20世纪重要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的的论文。全书每一个案都是与求新图变的政治历史语境分不开的，将个案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使得读者既可以在翻译个案中看到一段历史的各个侧面，又可以在特定的翻译断代史中对历史个案进行微观探察（向洪全，2008： 41）。
毋庸置疑，本书响应了孔慧怡博士提出的注重史料与认真分析的翻译史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思想观点，填补了中国翻译史上个案研究的空白，对中国翻译史的重写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另外，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本书作者通过对具体翻译历史事件的客观描述，并借鉴相关译学理论，从文化政治的层面，个案研究分别通过“选材”、“译者”、“赞助人”、“读者”、“社会/文化系统”等角度进行解读，推衍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和意见。这种用新的理论手段对中国翻译史进行描述性的深度重新解读，避免了以价值判断为内核的传统规定性研究方法的弊端，使读者能够在更广阔的层面认识到译者、翻译行为、翻译结果等的历史文化意义。（向洪全，2008： 41）
同时，从全书引用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作者知识面的广博，而这正是影响中国翻译史个案研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因为一如作者本人所说，翻译史个案研究是很困难的，当中涉及很宽很广的知识和学术层面，文化、文学、历史、政治、思想、艺术、经济、教育、出版、军事……几乎都有可能出现在翻译史研究里。如对梁启超的研究，就涉及到晚清的社会文化处境、历史状态、维新派富国强民的政治诉求与思想、文学发展等种种因素。（向洪全，2008： 41）
值得一提的是，本著作也体现了作者可贵的批判精神，例如《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中作者对《域外小说集》 得到高度评价所做的质疑，认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今天人们对《域外小说集》的重视，是一个后来随着鲁迅形象的膨胀而给人为地建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