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遗保护中“现代性反思”与“现代化”的悖论
“现代性”与“现代化”虽联系紧密，却在学理上属于不同的范畴。就两个概念的使用语境来说，“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表明社会进入工业文明的多方面动态变迁过程；“现代性”则是在抽象现代化过程与结果的本质特征中多向度地把握现代化社会的属性；即由“现代化”的过程产生了作为从出的“现代性”的特征。
在韦伯学派看来，现代化就是全面理性化发展的过程，表现为行政管理上的科层制、经济行为上的效益原则、文化行为上的“祛魅”等，同时，现代化又在确立着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推动着不同社会情境或不同地域在“现场卷入”与“跨距离的互动”中现代从传统的分离。20世纪60年代后期逐渐兴起的后现代思潮则以这种代表普遍的、同一的、必然的现代思潮为批判和解构的对象，主张异质与多元。同时现代化的全球推进过程中对不同地域群体异质文化的冲击，“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构成了非遗保护运动发起的现实背景之一。
而笔者提及的“现代性反思”建立在“现代性”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解上：首先，“现代性”基于对现代社会的审视与思考，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反思性。其次，吉登斯在批判现代工程，参与后现代话语讨论时，将现代性称为“反思性的现代性”，认为现代社会中对时空脱域下的社会事实所产生的新知识与社会行为和实践相互反映、“双向阐释”、彼此渗透，现代性正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反思性恰恰是现代性的关键动力，尤其是这一过程中“新的知识信息”在修正、调整社会活动中的“参与式改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正是在对全球化过程中文化趋同性现象的反思性认知推动下发起的，又因为全球化的根本驱力在于经济的现代化，现代化内在于全球化的过程中，所以这一反思又指向了现代化过程本身。换句话说，非遗保护运动的发起，一方面是吉登斯所言的现代性的反思性中关于文化一体化的处境认知等因素对社会活动的推动，另一方面则是对现代化力量与影响本身的警惕与克制，这无疑是一种更深刻的“现代性反思”。另外，非遗背后的理念常被归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文化多元主义，而后现代思潮与文化多元主义亦是对现代化工程与一元叙事的批判与反思。
然而，这样一个基于现代化全球扩张的现实，起于对文化趋同、现代强权的现代性反思认知的非遗保护运动，又必须倚赖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和现代科层制度才能触及“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且在民族国家内部具体的制度规划与实施中，现代化力量更是在层层环节中开始新一轮的征服与规训，“反思现代化扩张”的初心变为了“加强现代化扩张”的实践，这一非遗保护中的“现代性反思”与“现代化”的悖论在非遗链条的延伸中不断强化。
（二）悖论在我国：我国非遗保护体系设计与实践中的“现代化”
从国际到国内，我国非遗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若以2001年昆曲入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为标志，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已进行了20年。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基本原则指导下，政府及相关法律文件中的非遗保护宗旨与意义阐述以“中华民族”这一现代国族话语为枢纽，对外在国际社会是现代国家文化身份、文化主权的依据，对内则实现对“各族人民”差异文化新的统合，将地域性文化纳入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将之作为一种国家性的集体文化现象强化国族认同，在安东尼·D·史密斯看来，这种文化认同是理解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制度设计与执行上，非遗代表作名录制度与非遗传承人制度的普遍推广是现代国家行政手段的具现，有着“申报-认定”标准化程序，基于行政区划的层级性、等级性，由上级掌握着的评审认定权等特征。整个申报-认定体系中，模板化且不断细化的申报材料要求，对量化数据的依赖，现代影视技术的“必需”，专家、政府、技术团队等的“各司其职”，将日常生活中的民间文化剥离并予以现代标准的型塑，有着“理性的、有计划的、科学信息化的、专门的、被有效管理的、协调一致的”理性组织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