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练与参与：平等的文化权利
实际上，每次有演出需求，小组要至少提前一周确定节目、参加人员并开始排练。但是政府任务与红白事在节目与人员的选择有着显著的不同。
一般来说，政府任务可分为“政治文化宣传类任务”与“政府主持的民族公共节日”两种，[ 前者如“云南省改革开放四十年观摩大会”，后者如“石林国际火把狂欢节”。]多是由文化部门联系W及其家人，或政府直接指定节目与人数，要么W方报上几个节目，政府方来做最终确定。“演什么”“多少人来演”“谁来演”的权力都在政府手中。当要求的人数少于小组活动人数时，成员们表示是会很尴尬和为难的。[ 4月10日村民W家中访谈，4月11日大海子大礼堂访谈。]大家都一起学唱爱唱，熟人社区里让谁不去都不合适。但在村社的仪式中就从不会有这样的矛盾，大家是一个组的，拥有平等的参与权，没有谁来规定人数，同样也没有谁拥有决定另一个人能否参与的支配权，愿意去的就都去。在节目选择上同样如此，政府出于宣传功用考虑，要求的节目总是喜庆的，“阿诗玛”的哭调等片段被排除在名单之外；但在民间仪式中小组成员则是根据情境来选择曲目，红事唱喜，白事唱丧，具体唱什么也是小组成员共同商量决定，有着选择的自主权。
这种文化参与上的平等在小组排练、节目编排中体现的更为全面。与当前媒体选秀节目中白炽化的“C位之争”不同，传习小组节目编排中的站位与角色担当并无什么“颜值”“身材”“年龄”等坐标，完全是自主选择与随机组合的结果。在节目排练的休息间隙，有想法的成员会聚在一起讨论排练中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商量改进的办法；也有成员认为自己不擅表达，就坐在一旁休息，等着讨论结果；“讨论组”是开放的，“表达”与“不表达”都是主体的自主选择。
W并未参与阿诗玛传习小组的这一转型。在小组纳入多样表演内容与形式的过程中，原本“W（教）-组员（学）”众星拱月式的传唱模式已经不再，“转益多师”成为了新的选择。在组员们的讲述中，她们曾经邀请过邻镇的老师过来教月琴，也曾在隔壁的阿着底村跟一个老人学唱《阿诗玛祝米客》。[ 1月21日阿诗玛文化传习馆访谈，4月10日、4月11日大海子大礼堂访谈。]排练节目时，较快掌握的组员就可以转为“小老师”，给其他组员做示范。由此，“转益多师”的“师”在外部，也可在内部，“众星拱月”向着“群星璀璨”转向。从平等的参与到自主的选择，小组成员在排演中实践着各自的文化权利。
（二）“非理性”与意义：真实快乐的个体体验与自由
若我们以现代理性来看待传习小组的活动，就会发现它处处的“非理性”。虽然参与红白事是有酬劳的，内部人情价每次260元，平均到每个人则只有十几元；而小组表演所用的道具、扩音设备、月琴都是人手一个，仅月琴就四百多元。在时间投入上，排练周期一般为一周到两周，从晚饭后开始，排练到12点甚至凌晨1、2点；在精力分配上，白天的体力农活自是不轻松，晚上还需要持续唱跳的身体运动，有成员说“一晚上一晚上，白天活计多，站着都能打瞌睡”[ 2021年4月11日大海子大礼堂访谈。]；这样努力的成果，如上述婚礼，排了5个节目，也就表演了2个。如此不平衡的投入-回报比，是什么支撑着组员们的参与？
在笔者关于“为什么”的追问中，组员回答里最高频的词汇就是：“喜欢”和“开心”。 [ 2021年1月9日村民L家火塘边访谈、10日L邻居家杀猪饭宴席上聊天、11日阿诗玛文化传习室访谈、L家访谈，2021年4月10日大海子大礼堂排练访谈等。如：
“放松，自己快乐，朋友一起讲讲故事唱唱歌，那些伤心的故事就不会想了……开心，主要是开心。”
“开心，娱乐。”
“她们是图快乐图开心。”
“有，因为为了自己的心开心快乐，所以就参加了是这样。”
“不是非得有个什么名号什么的，只是大家在一起会开心，就在一起？——对对，是这样的。”
又如：
“不会烦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烦，喜欢就有兴趣。”
“……也就是说她们平时也比较喜欢听歌，比较喜欢唱歌，喜欢学一些比较好听的歌、比较有意义的歌，是这样的。”
“我们是很喜欢很喜欢唱，有些人听不懂民族话，唱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第一批参加的（W传习小组），自己喜欢就可以唱。”
“所以我家的（我丈夫）就说,你们这一单人就是图玩。划下来一个人也就十五六块钱，只（能）是图自己喜欢了，人家说的也对啊。”]
当笔者将“政府活动、火把节节日表演、红白事”三者并列，询问组员们是否因不同的情境、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体验或态度时，主力的女性组员们表示没什么区别，只要能唱，就开心。在这里，相较表演的即时语境，个人的在场与行动是成员们最为看重的，也就是说，比起外在的利益与价值，组员们实践着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行动，寻求指向自身的意义。这种“喜欢”和“开心”或许就是村民们所追求的意义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