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中提出：他者研究是一种政治批评的话语和实践，被树立为他者弱者一方对“他者”身份的自我意识，以及努力在文化建构中寻找自我的身份。那么，他者具体指的是一些什么人呢？他者是指在二元对立中处于弱势的一方，从性别上来说，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是他者；从族群上来说，少数族裔是他者；从人种上来说，有色人种是他者；从地理上来说，东方是他者；从国别上来说，殖民时代的殖民地、全球经济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是他者；从文化归属上来说，异质文化、非西方文化是他者。作品中世代生活在非洲“奥物亚苏”村落中的土著居民无疑成了殖民者眼中的绝对他者。这里的人和物作为作品中世代生活在非洲“奥物亚苏”村落中的土著居民无疑成了殖民者眼中的绝对他者。这里的人和物作为被殖民他者而生存着，竭力坚守着自己的本土文化和民族尊严。随着欧洲白人架桥队伍的到来，白人主流文化与土著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和冲击。在强大的传统文化与外来主流文化相遇而产生的张力下，本土族群他者面临着主体性缺失的威胁。在外来的白人架桥队伍工人面前，土著居民的他者身份被边缘化，在他们眼中，土著人皆为品行低劣者。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人们往往用自己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但实际上，更令人质疑的是从对文化的静态考察中，在表述文化发展规律的历史序列上来构建世界是否公正。然而在殖民者看来，只有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之分，无所谓公平以否。且只有将土著人彻底边缘化到完全失去人的主体性时，才能消除土著人对白人的威胁。从文中的外来架桥队伍的议员巴度的话语“The wise man from the coast”,“the government men who are greater than any chief-they have said that a bridge is to be built here, an honour for your small village......”可知白人通过对其他种族的有意扭曲来突出自己的优越性，通过其他种族的低劣、落后来映衬自己的先进、文明，由此为他们的绝对统治找理由：“白人的职责与义务”。
白人殖民者从各方面对被殖民民族进行剥削与压迫，迫使土著族群没有自我主体的表达权，任由殖民者表述、支配的同时，对被殖民民族进行恶魔化甚至兽化构建于表征，使他们逐渐丧失人的主体性身份。在殖民者话语中，土著人总被描写成劣等的种族，贴上愚昧、落后、懒散、残暴、肮脏等字眼。毫无疑问，有殖民主义，便有种族歧视。这是殖民者树立他者的一种策略。种族歧视的历史由来已久，它伴随着欧洲对诸多“土著”领地的征服，“在自由的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中，作为有关压迫的被编码的政治学的一个批评范畴的种族差异，有着有迹可循的传统。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塑造卡列班的时刻，这个例子在英语文学中被最广泛的使用，同时也因为剥夺了‘他者’的语言和身份而备受批判”。在架桥队伍的眼中土著人是愚昧无知的，“These people were brush-they know nothing of the world of ...”更是卑微低贱如蛇鼠，“The tractor drivers laughed curses at the ...until they shrieked and fled in humiliation like girls or mice.”“so many and so alien. Low-born coast men, northern desert men...”土著黑人是处于边缘、低下的他者，被表征为“动物”，没有灵魂和自我的意识，因此也就没有自主性“what would become of the village? No one knew.”被物化的土著人不仅面临的是他者主体性缺失的威胁，更陷入了自我身份认同构建的危机与困境中。泰勒分析到：“某些人陷入的“‘认同危机’就是‘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形式，人们常不知他们是谁来表达它，但也可以看做是对他们站在何处的极端的不确定性”。而霍尔认为，身份认同是一种话语实践，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福柯也认为“文化认同是通过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去实现表征的”。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话语无疑是权力彰显的一种体现。真正的权力通过话语实现，掌握话语就是掌握了权力。换言之，话语权的多寡表明了文化身份的高低。奥物亚苏村落里的土著居民不得不在外来白人殖民者的话语与文化中建构自己的身份，争取话语权，可实际上殖民文化与话语使被殖民他者处于完全禁声的状态，我们称之为“失语”。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提出了“失语”的概念，认为“语言本身包含着世界和意识的范畴，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其拥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反之，则表明世界和意识对其的‘外在化’。无言状态或失语状态说明言说者的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之于‘盲点’之中”。欧洲架桥队伍随意、强行的进入，肆意的安排把土著居民置于完全失语的状态。面对外来者势在必行的建桥行动，土著他者只能面无表情、无言地站着，他们无法表达自己，只好任人宰割：“The men of Owurasu stood mutely with expressionless faces.” 而“奥物亚”河的祭司奥福里（Ofori）在看到部落神圣的果园被强大的机械摧毁时，内心所有的不满都只能化为无言的悲愤（Ofori）“while the old man struggled to put his anguish into words.” 故事最后，当阳光下闪耀着银光的桥展露在部落族人的眼前时，他们也只是带着好奇与崇敬之意无言地望着：“The men shook their heads and lifted their shoulders questioningly. The women chirped like starlings.”他们的失语代表了整个“奥物亚苏”族群及本土古老而传统的文化在欧洲白人主流文化冲击下的禁声，而他们对这外来物的好奇透露出了一丝对在殖民者的话语与文化中构造自己的身份，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下寻找自我认同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