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童年就生活在传承的民俗环境中，长妈妈、祖母的传说故事，迎神赛会的活动，祝福的仪式，看社戏的乡土风味，都深埋在他记忆底层，给他启蒙教育，而且时时浮现，成为他作品的一部分血肉”。鲁迅的家乡绍兴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传统，鲁迅自幼成长在这种浓郁的民俗氛围中，耳濡目染，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情感认同，积累了重要的写作资源和知识结构。
“看戏”在当时是深受孩子们喜爱和期待的节日盛事。比如在《五猖会》中，“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但我家的所在很偏僻，待到赛会的行列经过时，一定已在下午，仪仗之类，也减而又减，所剩的极其寥寥。往往伸着颈子等候多时，却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金脸或蓝脸红脸的神像匆匆地跑过去。于是，完了”，迎神赛会在当时是孩子们最盼望的事，并且下文也有所提示，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或许小孩子们都渴望在赛会上看到一些新鲜刺激的事物，在忙碌压抑的读书生活中获得一丝丝乐趣。这类似现在的孩子喜欢看一些奇幻神异的视频一样，但小鲁迅每次都只能看到接近尾声的赛会，最精彩的画面早已错过，“减而又减”、“极其寥寥”、“伸着颈子等候多时”，结果只见“神像匆匆地跑过去”，往往期待越大，遗憾越大。甚至，这种期待了再失落的经历每次都要重复上演，“常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这一次所见的赛会，比前一次繁盛些。可是结果总是一个‘差不多’；也总是只留下一个纪念品，就是当神像还未抬过之前，花一文钱买下的，用一点烂泥，一点颜色纸，一枝竹签和两三枝鸡毛所做的，吹起来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的哨子，叫作‘吹都都’的，吡吡地吹它两三天”，这段描写比较突出的叙述策略就是数量词的运用，当然也只是“一个”、“一次”、“差不多”，这些纪念品吹出来的声音也是颇为刺耳的，无一不显现出小鲁迅所观场面之惨淡，所得纪念品之少，内心失落之强烈。接着，鲁迅还谈起了《陶庵梦忆》中描绘的豪奢的赛会场面，亦是在铺陈他对赛会的重视和向往，同时也凸显出那次终于要到东关去看五猖会对我来说有多么意义非凡，我期待已久的欢乐终于有机会实现了。因此，大家一清早就起来，搬东西去船上，“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小鲁迅激动得手舞足蹈。
而在《社戏》一文中，也有对“我”极其渴望看这场戏的心情描绘——“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赵庄去看戏”，看戏是“我”随同母亲去鲁镇生活中最期待的一件事，当因为没有船而去不成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极其绝望的，“只有我急得要哭”，并且和我一起玩的小伙伴都去了，而我却没去成，那种对看戏的渴望和去而不得的怨愤于是变得更加强烈，强烈得出现了幻觉，“总之，是完了。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戏已经开场了，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
不管是五猖会还是社戏，作为那个时代重要的节日盛典，一方面，和文中的人物产生了真实细腻的互动，成了牵动人物情感和思想的重要事件，另一方面作为故事发生的重要背景，也承载着对当时的国民性和社会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这一点在《无常》《二十四孝图》中也体现得很明显。在《五猖会》中，对“两座特别的庙”——“梅姑庙”和“五猖庙”的介绍，都提到了其庙的来源和布局如何与礼教相违，“其实呢，这也是殊与“礼教”有妨的，——但他们既然是五猖，便也无法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别论’了”。寥寥数语，点出了此类民间文化如何跳脱了礼教的束缚，自成一番活泼自由的形态。倘若是谨严、压抑或者扭曲的文化形态，像二十四孝图那样，也丝毫不会吸引小鲁迅的兴趣，反而会导致反感和厌恶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