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提出的“酒神精神”主要依据的是对希腊酒神秘仪和悲剧艺术的理解。尼采认为，相关传说中酒神的肢解表明，个体化的状态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和始因，所以要通过肢解摆脱个体化的束缚。然而，“对于个体来说，个体的解体又是最高的痛苦。在酒神状态中，个体所经历的正是这解体的痛苦。”从这里可以获知，个体解体的过程是一个极端痛苦的过程。“然而，由这种最高的痛苦却解除了一切痛苦的根源，获得了复归原始自然、与世界本体融合的最高的欢乐。”。也就是说，冲破个体的束缚的过程虽然是痛苦的，而且这种痛苦是最高的痛苦，但是冲破这种束缚时，我们将消除一切痛苦的根源，“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这就是尼采所说的“最高快乐”。尼采的“酒神精神”强调突破个体束缚，与原始自然融合，恢复生命本真状态的思想在苏轼及其作品中也有着明显的体现。
苏轼空怀报国之志而被阻隔在主流社会之外，再加上亲人离世，他深感世事凄凉。他在一路颠沛流离中留下了许多表达内心凄凉苦楚的诗词句，比如，他在《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中说：“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在怀念亡妻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一词中也曾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在因“乌台诗案”即将面临骨肉至亲阴阳相隔时，他也作《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一词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通过这些作品能深刻地感受到苏轼内心的绝望与悲凉。
面对令人伤心失望的现实，苏轼积极地寻找精神出路。他深刻地体会到，执着于蜗角功名、蝇头微利只会使自己为外物所累，徒增许多烦恼，于是他开始超脱外物对自身的束缚，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使心灵获得真正的安宁。尼采的“酒神精神”否定个体化的束缚，强调冲破这种束缚，回归生命的本真，在与原始自然融合的过程中获得最高快感。可以看出，苏轼的这一精神出路与尼采的“酒神精神”的这一要义也有着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