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性的来源
1.“天-人”观下的人性。
中国古代学派众多，然而无论是中国的显学还是隐学，其人性观多与“天”有一定的关联。儒家思想是中国主流思想的代表，儒家鼻祖孔子已然关注了人性的问题：“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也曾说过，“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孔子把人性看作上天天性在人身上的反映。孟子肯定了孔子的观点，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其意在于知晓人的本性，就知晓了天命；朱熹认为，“先天之性”受命于天；张载认为人性包括“天地之性”，是人“气”的本性，也是宇宙的全体之性，是一切事物，乃至于人所共有的。分析以上观点可见：先贤认为从人性产生到人性运转，人性与天紧密相关。道家始祖老子与庄子认为，“天”是宇宙运转的最高法则，人应当顺应“天”，顺其运行的自然轨迹，自然地去行事，即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也为庄子《大宗师》所示，“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庄子·大宗师》），道、理、人、事、物是通而为一的，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赋予天的自然性，人自然无为地效法天道，人道与天道相互牵涉。法家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万物由道产生，人性亦即如此。如其代表人物韩非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解老第二十》）同时，“道”又是万物的运动变化的根基，“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韩非·解老第二十》）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时期的各家思想学派都有关注天、道、人，他们以天为法则，天为自然之法，人依自然而生发，所以梁启超感叹：“中国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综观经传所述，以为天者，生人生物，万有之本原也；天者有全权有活力，临察下土者也；天者有自然之法则，以为人事之规范，道德之基本也。故人之于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此为基焉。”[6]中国先贤认为天人合一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因而可以推断天意可由人性的自然阐发来考察，由此观之，关注人性亦可从人之本有存在来追溯。
2.“天道”“人道”观下的人性。
孔子在《中庸》首章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孔子认为在天意之下，上天所赋予人的自然禀赋叫做“性”，遵循事物本性行事叫做“道”，使人按照“道”的原则修心养性叫做“教”。可以看出孔子按天人合一的原则把天道与人道结合了起来，人性自然的转化为人道之可察物。张岱年认为:“……所谓天人合一，有二意义；一天人相通，二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观念，发端于孟子……。”孟子言，“尽心知性知天，存心事性养天”（《孟子·尽心上》），他把人性与天道合一，认为人道体现天道的意志与安排，天道是人性的外化，而人性是天道的予赋。《易传》中提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易·乾卦·文言》）庄子说，“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庄子·外篇·山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内篇·齐物论》）西汉董仲舒首次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所谓“天人合一”需从日常知识的认知与行动开始。道家崇尚天道思想，强调人的自然无为，如：老子指出天道自然无为，天道的要求体现在自然的人道上。法家受道家的影响，同样认为“道”是宇宙的存在表现。韩非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万物由道产生，“道者，万物之所然也。”（《韩非·解老第二十》）于此，道家与法家的人性思想自然主张——人的自然本性就是人性。中国先贤认为天道人道合而为一是历久弥坚的真理，因而可以推断天道可由人道来推演，人道可由人性来回溯，由此观之，关注人性亦可从人之本意来追问。亦即张岱年所言:“认为天之根本性德，即含于人之心性之中；天道与人道，实一以贯之。宇宙本根，乃人伦道德之根源；人伦道德，乃宇宙本根之流行发现。本根有道德的意义，而道德亦有宇宙的意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即在人之心性与天相通。人是禀受天之性德以为其根本德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