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克”之对象的“近代”（“现代”），董炳月(2017)在《竹内好的“现代”话语——从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一文中对“近代”一词所指含义进行了详实的考察。对于在日语和现代汉语中所指不同却概念有所交叉的“近代”，在时间维度方面，前者所指的“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与后者所指的“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二者在开始“现代化”这一“属性”上出现了交叉点，因此“近代的超克”这一议题中的“近代”应属于“属性”性质的“现代”，从而解决了学术界在“近代”与“现代”的指代问题上始终存在的概念错位现象。了解了这一点，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自1942年起在不断被重述的“近代的超克”论中，随视角与时代背景的不断转变而演变的中日两国学界对于“近代”抑或“现代”的表述中，所存在的根本属性的同一性。
但是，面对同属性的“现代”，作为“超克”的对象，对其问题的本质性探讨，却表现出了与时局变化下寻求本国本位等发展目标相呼应的流变。
作为战时体制下国家与民族意识形态的产物，二战期间所批判的“现代”，即“超克”的对象，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思想下“文明开化”的现代化道路，即所吸纳的西方文明在“法国革命后形成的各种意识形态（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思想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铃木成高）”，也是“竹内鲁迅”象征的“东洋的抵抗”所“抵抗”的西欧式的“原现代”。而“超克”后所追求的“现代”，是寻求日本在世界道德新秩序下的精神文明的不断诉求，其实质是以大东亚战争为幌子的、对日本在世界霸权地位中的反复确认。
战后，盟军的对日占领、《美日安保条约》及其日后安保斗争下美日战后关系的另一层“深化”，使得日本在对国家主体和主权的认识上不断推进，也使得日本在对“超克”对象的“现代”的认识论中，表现出对思想内部的反思，及其与历史间相互关系的对比。是对“物质文明哲学”的再度批判，也是对“精神文明哲学的”再度追求的全面开启。竹内好在一方面批判继承了战时的“超克”论的基础上，指出应“超克”一味模仿西欧的缺乏主体性的“现代日本”。丸山真男从战中“幕藩体制对主体人格的制约”到战后对“天皇制及其思想和社会结构病理”的批判性转变，展现出的是对“压制主体性思维的思想传统”的批判与反思。尽管两人在方法论以及对“传统”批判性继承的视角上不尽相同，但都表现出了对日本“主体人格”和“主体性思维”的诉求，强调日本人“主体意识”的建构。使得对“现代”的诉求更加趋于对与“物质文明哲学”相对的“精神文明哲学”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