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文化交际
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界定绕不开“跨文化交际”这一概念。国内外学者对跨文化交际的内涵已进行了大量探讨，产出很多各有侧重的成熟理论。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双方开展交流、沟通，这一沟通过程就可认为是跨文化交际（胡文仲，1999）。在这个过程里，交际双方要赋予交际共享信息的意义（Lustig & Koester, 2015）。Jandt（2004）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认为不只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也可以是来自不同文化的群体，都能够担当跨文化交际双方的角色。甚至，跨文化交际中的“跨”既可指跨不同种族、民族、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也可指跨不同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同一国家不同地域等（赵爱国、姜雅明，2003）。
然而，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跨文化交际双方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跨文化交际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减少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问题并取得较好的交际效果，则取决于双方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
概括来讲，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双方能够有效进行适宜的、令人满意的交际的能力就可以称之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其内涵极其丰富，例如，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英文就有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之分。学界普遍认为，前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倾向于强调不同文化间的交往，指的是与母语不同的另一方进行交际的能力；而后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往往突出文化比较分析，指的是跨区域、跨民族、跨国家的双方进行交际的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应由知识、动机和技能三种要素共同构成（Gudykunst, 2004）。其中，知识指的是交际中一方对另一方文化的理解，包括对方的民族特征、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等，知识的实质其实就是跨文化交际意识；动机则指交际中的情感、意图、需要和动力，焦虑、社交距离、民族优越感和偏见等都会影响交流者参与或放弃交际的决定；技能指交际语境中有效而恰当的行为和表现。这三种因素可以通过教育实践后天获得，也就是说，通过学习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熟练的跨文化交际者。
我国研究者对跨文化交际的观念分歧主要表现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两种能力是否等同上。有的学者主张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不可等同成一个概念的，跨文化能力实际属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方面，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另一个方面则是交际能力（文秋芳，1999）；也有学者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是跨文化能力，两者可以混为一谈，是同一种概念，这种说法实际上强调了对语言交际能力、跨文化意识、思维方式、非语言交际能力和交际策略的培养（杨盈、庄恩平，2007）。由于近年来国内许多文献研究并未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进行明显的区分，本文将将采用第二种说法，即视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能力为同一种能力。
（三）影响国际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因素
通过国际学生日常管理与教育工作的实践积累，本研究将影响国际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因素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的基础是语言。部分来华国际学生的汉语水平较低，汉语学习不但要学习语法、词汇，更需要了解传统文化、俗语、成语等。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母语文化和已具备的固定认知、意识，想要克服语言文化迁移，熟练掌握汉语实属不易。这就导致许多国际学生很少选择用不熟练的语言进行跨文化交流，进而对跨文化交际产生畏难心理，在培养跨文化意识、促进跨文化交际方面遇到极大困难。
二是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各不相同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交际风格，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国际学生的跨文化交际中显得十分突出，往往会导致交际过程中遇到障碍，甚至引发误解和冲突。由于国际学生们饮食、习俗、信仰、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与中国的文化存在各种差异，要克服这些差异，树立跨文化意识，是培养国际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大挑战。
三是同胞依赖。部分汉语能力薄弱的学生在刚来到新环境时，更倾向于依赖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同胞，使用母语进行交际。蜷缩于交际舒适圈中，并不利于国际学生们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也会阻碍来华国际学生快速适应在华学习生活，融入高校校园。
四是固化的刻板印象。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并不利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而不准确或负面的刻板印象甚至会让交流者对对方的意图和行为产生错误的预判，从而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