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枫桥经验”在毛泽东的批示推广下诞生
为保证公有制的纯洁性，1963年，阶级斗争大背景下，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将“四类分子”放到群众中进行改造，做到了对“地、富、反、坏分子”“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创造了“依靠群众，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矛盾”的成功经验，与当时的“武斗斗皮肉”相比，“枫桥经验”依靠群众、运用文明的说理斗争方式将矛盾成功化解在基层，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将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言的《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报告口头汇报毛泽东，主席听后批示“富治、彭真同志：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正是在毛泽东的发现、关注、批示、部署、推广下应运而生的”。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新时期不断创新发展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紧密相关。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旗帜，纵向跨越了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变化，从“枫桥经验”到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各级党委、政府和习近平同志的领导和指引下，50多年来，“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始终如一，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致力于将矛盾化解在基层；50多年来，“枫桥经验”与时俱进，由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走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由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走向社会管理；再由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50多年来，“枫桥经验”坚持地域特色，积极回应地方治理难题，与此同时，积极回应全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共性难题，由局部地方经验上升为各省可借鉴的经验，由各省可借鉴的经验上升为全国可借鉴的经验。在积极解决各历史时期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实践中，“枫桥经验”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其治理内涵，由浙江诸暨的地方治理经验成长为全国可借鉴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应运而生。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扩充基层社会治理的内涵
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新时代“枫桥经验”体现了“不变”与“变”的统一，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新时代“枫桥经验”秉承“枫桥经验”核心内涵，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致力于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及治理机制方面增添了新的内涵。
第一，治理理念上，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成果，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在党的十八大以前，2003年时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建设“平安浙江”时就曾指出要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在各级党委和政府会议上指出“枫桥经验”在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价值；党的十八大以后比如十九届四中全会又首次提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第二，治理主体上，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不再限于单纯的群众概念，而是对治理的主体和相应的职能作了规定，即党委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其中、政府要对社会治理的成效负责，总之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协同参与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