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于1940年（龙年）出生在美国加州斯托克顿市，其作品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1976）（《女勇士：鬼影憧憧下的少女回忆》）一经出版就获得美国图书评论界“最佳作品奖”、“国家人文奖”。 该作品通过事实与虚构交错的方式回忆童年生活，并以此为线索，以“讲故事”(story-telling)重构自我，比如通过拼贴花木兰与岳飞的形象赋予华裔女性以男性的力量来颠覆华人社会男权以及美国主流歧视的压制。如果异文合并作为作者精巧的自我重构方式，那么“讲故事”是汤亭亭建构流散文化身份的叙事策略。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美洲“本身就是族裔散居的开始，是多样性、混杂性和差异的开始”，而移民社群身份“是通过改造和差异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以更新自身的身份”(斯图尔特·霍尔，2000:222)。汤亭亭正是以这种书写文化杂糅的方式来建构美国华裔散居身份，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小说主人公对汉语和英语中“我”的描述，“我弄不懂英语中的‘我’字。汉语中的‘我’有七个笔画，相当复杂。而英语的‘我’写作‘I’，……可这个字怎么只有三划，中间一竖那么直？” （汤亭亭,1998:150）。 可以看出，“英语的‘I’系统地否定了主体的多样性和交互性，假装象征自由独立的个体，并以公正的名义施加于所有人”（Lee，1998:132）。想要恢复主体言说就必须建构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全新的文化身份。如果说主人公对英语和汉语中“我”字的理解暗示了两种文化成为身份的资源，那么汤亭亭重构的“我”挑战了“历史和文化层面赋予中国表意文字和英语字母文字的权力运作…，以抵抗两种语言背后的男权体制发展的主体性”（Lee,1998:132）。 “这样的自我必然不会是中国人也不会是主流的美国人，……”(Huntley， 2001:107)。正如书中《羌笛野曲》一章所述，作者超越文化束缚建构了全新的美国华裔文化身份，这也说明文中展现的那些变异但又令我们熟悉的 “中国元素”并非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疏离之情，而是构建美国华裔独特文化的素材，作者通过文化改写来表征美国语境下华裔身份的“美国性”而非“中国性”。值得解释的现象是，当我们通过翻译再现原作表达的流散文化身份，尤其面对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文化”元素时，中文译者如何审时度势，并借助多种副文本类型构建符合期待视野和想象的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化身份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