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风险传播中互向博弈色彩加重
1973年麦克劳德和查菲提出“互向模式”用来表明和解释在社会问题中，社会精英、媒体与公众之间的互向博弈关系。将其中的社会问题视为风险事件，就得到了一个在风险传播中的互向模式。在当前泛媒体的情境下，互联网突破了传统媒体风险传播的权力逻辑，风险传播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具体领域的专家或者主流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声音在网络风险传播中也更具力量，推动多元风险传播主体的博弈局面。而在后疫情时期，公众对疫情防控的后续工作包括新冠疫苗接种相关信息的高度关注，以及受疫情时期影响对新冠变异病毒等风险信息的高度敏感，也使得主流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与专家之间为抓住公众阅读时间通过设置风险议题、发布风险信息来争夺话语权，使得互相博弈色彩日益加重，一方面公众可以从多元渠道获得相关风险事件的解读，另一方面各风险传播主体之间内容的偏差可能会影响公众对风险事件的正确感知。
（二）网络和技术的双重因素影响公众风险感知
当前，多元风险主体的互动传播成为风险传播的基本语境。在这一新的语境下，网络与技术双重因素影响着公众对风险的正确感知，成为风险放大的两种重要作用机制。一方面，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接口层级递减，其去中心化、开放性、互动性的特征，使得风险放大的影响极为明显。在后疫情时期，疫苗接种风险信息的发布以及疫情后续防控工作的部署，都会在网络上引起公众的关注与讨论，公众的恐惧感与不信任感通过网络平台迅速传播到全社会，引起社会混乱；另一方面，技术上包括移动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赋权，使得信息的传播形态更加多元，形象更加生动。风险信息能通过图文、视频、直播等各种模态展现出来，使人们具有更为逼真的风险感知。比如，公众通过视频或者文字了解新冠疫苗的相关风险信息时，看到其产生的副作用以及极端案例时感到恐慌焦虑，加大了公众对疫苗的风险感知，从而提高了风险扩大的可能性。
（三）网络环境下风险议题不断重构
在当前重共鸣轻真相、长情绪短记忆的“后真相”时代，“介于事实与谎言的相对性”“迎合或引导受众的情绪化”以及“社交媒体上信息的速溶性” 为风险中的各种利益集团依照自身需要重构风险议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同时也会给人们客观准确地感知风险带来更大的困扰和阻碍。比如后疫情时期新冠疫苗接种这一风险事件来看，通过网络平台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个传播主体对风险议题重构方面的努力：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鼓励公众接种疫苗并不断发布疫苗接种的相关知识；以丁香医生为代表的科普类公众号主要对疫苗接种的安全性与接种方案进行整理；同时也有一些自媒体或者微博大V转载各地有关新冠疫苗副作用的新闻，通过对疫苗的“污名化”来博取公众眼球，制造恐慌气氛。新冠疫苗接种的优劣性在不同传播主体对议题的接力重构中不断被混淆，这对于刚度过疫情时期的公众来说，必然会导致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不信任与质疑。尤其是自媒体极强的议题重构能力，极易裹挟着公众的极端情绪，引起集群性恐慌，进而直接推动风险的社会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