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困境
立足于当前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增进政治认同、推动经济社会共建、夯实物质基础、强化文化情感归属、系牢精神纽带、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是当前民族主义理性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仔细研究网络民族主义与“想象的共同体”相契合的理论观点，不难发现一些现实的应用困惑，其内容导向存在一些研究缺陷。
1.网络民族主义与“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历史虚无
受“想象的共同体”的影响，当代学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逐渐聚焦在族群边界的想象和制造上。所谓族群边界，弗里德里克·巴斯在《族群与边界》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他认为族群是由其本身组成成员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社会边界，而不是历史、语言、文化、血缘等内涵。然而历史上，作为一种人类的集体生存方式，封闭的民族并不存在，民族是具有历史的长期性的。安德森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是“试图将某种历史唯物主义融入于后来所称的话语分析，使马克思式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意识的结合。”也就是说，网络民族主义和“想象的共同体”认为民族是“自我想象”出来的，重视社会文化心理对构建民族想象的重要作用，脱离了政治经济维度。这样的思想和网络民族主义的现代主义视角有异曲同工之处，会缩略民族的历史，从而瓦解民族“本质化”。而马克思认为“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他在《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恩格斯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及民族是人类在原始社会末期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地域和血统是民族主义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事实亦是如此，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都有这样的形成经历。网络民族主义和“想象的共同体”主要考虑内在因素，而没有考虑其外在因素，二者将民族列为内生范畴，而非构建范畴，这是令人难以信服的。可见的是，随着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想象的共同体”的广泛传播，民族主义虽然得到了一些国际间的交流发展，但在取得成就的背后，中华民族的一些痕迹也在不断消失，这样的内生理论极易被一些分裂势力加以利用，变成他们进行政治霸权的工具。同时，网络民族主义和“想象的共同体”对历史的叙述具有非官方性，一个民族的过去有可能会被错误的记忆，甚至被历史虚无主义者所利用，如韩国的端午节申遗造成的闹剧。这样的行为极大地破坏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促使极端民族主义以网络民族主义和“想象的共同体”在媒介传播方面的便利，宣张历史虚无和错误记忆、制造文化和情感疏离、煽动民族仇恨、对抗民族国家政权以及进行分裂社会成员，增加中华民族内部的族际张力，破坏民族团结以及由政治认同、历史文化认同、经济认同等方面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网络民族主义与“想象的共同体”逻辑的管窥蠡测
民族主义这样看似完美的“理论”，却在诞生伊始就具有限性、片面性，其间密布着层层嫌隙。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说过“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沓纲领更重要”，网络民族主义和“想象的共同体”缺乏全面的实证研究与具体调查，其话语系统一定程度上处于被泛化、标签化的混乱状态。不管其说法有多么的诱人，但其观点上来看是不足的。在理论逻辑建构中，它遗漏了某些重要的研究对象。例如，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河流的上游，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不是如“想象的共同体”所提出的民族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但享有主权的政治共同体，网络民族主义和“想象的共同体”的泛化观点不能完全地解释中国民族主义的问题；二者的观念都有过于看重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的影响力，对基层民众推动族际关系的能动性认识不足的缺陷，缺乏对个人的关注和尊重而空谈民族，无法获得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过分强调民族国家的权力，忽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也与现代政治发展趋势相悖；同时，按照E·卡茨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受众是具有主动性的。然而网络民族主义和“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受众者缺乏主动性分析，二者浪漫地认为印刷和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其阅读阶级的受众是均匀的、主动的。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主动幻觉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自我欣赏的表演，而互联网和印刷媒介隐匿化的特征通过输入感知模拟道具和布景，使行为者“入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成为维护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分离力量，最终使极端民族主义情感将大量的舆情主体迅速地聚集在网络民族主义和“想象的共同体”所构建的民族主义场域中，形成情感能量聚集与动员，加剧民族意识极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