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是指民族主体的身份意识与归属感。拉雷恩（Larrain，J.）基于历史观对文化身份作出解释，即“文化身份像一切历史性事物一样，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它是我们对我们被定位的不同方式的称呼。”阿兹尔·阿兹莫（AzizAI-Azmeh）认为文化身份“是持续不断的自我身份，并且是和其他历史主体有所不同的重要因素。”学者李立以居住着嘉绒藏族族民的若村作为研究对象，就“捕鱼——放生”这一习惯厘清文化身份的含义，即“包裹于物质外衣差异下的‘我们’和‘他们（你们）’最难达成一致的信仰观念”，炼出“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基本概念：他人对某一少数民族在社会、族群中的角色、地位的界定；以及少数民族自己由内而外形成的“我是谁”的意识，及确定其自我归属的判断依据。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建立在自我与他人交往的基础上，将宗教、语言、习俗等文化元素定格为族群文化身份的证书与标识。诚如朝圣者借助朝圣阐释其文化身份建构的标志与元素，将其信仰作为自我文化身份的镜像表达，勾勒出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记忆画卷。
然而，现代化与全球化行进的加速度冲击着传统文化的稳定发展。首先，世界文明多元化深刻影响全球的每一个空间，随之多元文化涌入族群文化环境致使其被迫开放，族群文化的文化空间不得已被异文化的他者性和自我意识的本体性所拉扯，在后现代环境影响下未能保持连贯性与整体性。族群空间被过度开发，少数民族文化气息被现代化气息所覆盖，传统文化的空间面积因被迫缩小而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即可能丧失空间建构的基础力量。例如傣族，其民族原始空间逐渐缩小，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化引起的空间布局重构，原本一体化的族群空间被现代化浪潮切割成不同的空间板块，如勐景、瑞丽等地的傣族村寨充斥着现代化的艺术品味，少数民族因此遭遇着空前未有的空间矛盾。
其次，霍米·芭芭（Homi K·Bhabha）曾指出，正确理解“地域感”变换下的文化同感与文化冲突，需结合“未标记的”真实起源或前文本。然则，受制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时空分割，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族裔自我意识与身份意识的原初完整性与统一性受到侵蚀，很多缺乏成熟、完备文化身份体系的少数民族被全球化浪潮冲击的支离破碎。族群无论是维持其传统文化身份，亦或是融入多元文化环境改造其文化身份，其文化身份的安全感与存在感均会受到负面影响。以若村嘉绒藏族为例，其仪式空间、信仰形式等具有回归性质的文化中介，因现代化文明的侵入而跳跃于传统和现代之间，如象征同心聚合的“闷珍古汝”大白石等文化元素，均因文化记忆的缺失而趋于消逝。在势不可挡、无可逆转的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下，时代所牵引的“文化变迁”掠夺着族群的身份，切割着他们的自我形象，使得族群文化身份“二重化紊乱”。
于是，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愈发渴求富于文化建设性的建构时空，并不断寻求建构载体实现形式重构与功能转译的可能性，企图借助媒介日益膨胀的高维特性探索少数民族多元的文化语境与身份场域。媒介力量的不断放大，可以激活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与传播的全新见解，在推动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领域扩张的同时催化其建构语境的改变，以此为基础产生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探讨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