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异化指劳动者同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其本质是资本家占有了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劳动者只能在资本的驱使下被动的为他人劳动，这是“社会劳动”理论中人与人的异化。哈贝马斯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实践理性异化，这种实践理性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同它扎根于其中的文化的生活形式和政治的生活秩序脱离了联系”。那么在数字化教学——“智慧课堂”语境之下，又该如何理解人与人的异化？以思政课堂教学为例，学生作为单个体的人，数字资本的生产过程即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过程，学生被使用价值对象化，数据平台才从交往中介异化成了交往主体，“学习通”自身作为广义上的劳动产品从“被奴役”向“奴役”转化，失去了学生作为个体意义上的劳动者；“学习通”通过已有的学习路径驱使学生在平台中生产数字资本，学生获得资本的使用价值，平台获取的资本的价值——数字劳动为平台的经济获益服务；学生在平台的使用过程中由于价值观的混乱失去了精神愉悦，又因为“数据人”对于学生“本我”的僭越而使得平台表现出反主体性效应，学生异化为教育过程延续的工具，学生之于平台不具备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而是作为数字生产者而存在，学生的生命特征不作为平台运行所必须考虑的对象。
（一）教学中心的转移与传统师生伦理的异化
师生关系的重塑是随着互联网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渗透同步进行的，传统的师生教学场域边界逐渐消解，教学内容生活化，教学方式场景化，教学介质多样化。“学习通”数据平台异化了师生交往情境，通过大数据的信息集成和观点多元特点形成对于教师地位的技术优势，改变了学生对老师的依附秩序，学生不再将老师当成信息获取的主要来源。教学中介的存在使得师生交往“去中心化”，教学权威转移到了新的介质——“学习通”平台上来，学生的主体地位加强，教学平台由于学生期待和教师赋权而逐渐强化形成的新的教学中心。例如，笔者在华东政法大学“智慧课堂”的“毛中特”网课教师端发现；教师在网课过程中运用课件、视频、音频等工具的时间比例高达70%，课堂各环节普遍存在氛围沉闷，互动僵化。迟到早退的现象；学生对课中思考和课后作业的态度往往是踩点回复，内容同一，思想浅薄；教学平台在传递师生之间的思想火花时因方式的单调而始终无法建立高效有序活泼的课堂氛围。笔者通过对该课堂一学年的观察发现，整个教学过程中，“学习通”几乎成为了师生交往的唯一中介，师生之间的角色定位逐渐模糊，教师为了营造积极的课堂氛围，一味迎合学生对于趣味、新鲜、多元的内容需要，上课就是聊天，念经甚至插科打诨。本质上说这是工具理性价值观的隐形植入对传统思政课形态的消解，“学习通”平台在教学过程中形成了不合理的角色期待，导致从语言、动作的异化到教学方式、教学目标的异化乃至师生之间价值观的异化。此外，冰冷的“学习通”平台阻隔了师生之间面对面的温情寒暄，“上课”成了师生之间唯一的正当合理交流途径，传统的师生之间的生活鼓励，职业咨询，情感疏导话题在数据平台中慢慢萎缩，师生的肢体动作，眼神目光，语气口吻作为重要教学要素在课堂中被忽略，师生之间的对话缺乏态势语言而显的愈加冷漠。哈贝马斯的观点认为技术的发展是由于社会在利益引诱下自发的产生，“人们对技术进步的方向本身并没有加以反思。”老师以完成教学任务为目标导向，对学生疏于交流，学生以完成教学时长为学习导向，对教学内容毫不关心。教学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交往主体由此异化退回了更加传统的信息授受关系。
（二）教学行为的失序导致学生交往的失范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体生命的存续主要意义来源于社会交往，在“智慧课堂”语境之下，学生基于数据的交互形成的交往实践却存在目的功利化、过程快餐化、形式虚拟化、思想自我化等特点，传统的同学关系在数据化教学中产生价值偏离。学生在选择交往对象的时候“同质化”严重。“学习通”平台的同质化分组倾向使得学生群体的个性放大，从个体到群体的声音转变，功能性的忽视了学生作为个体的自由意志和隐形差异，随着同质程度的加深，学生的教育潜力挖掘亦走向偏狭，基于“同质”交往的软弱的联结方式使得学生人际交往趋于冷淡，因之从情感危机引发主体地位丧失的危机。其次，由于海量信息高速传播，接触人群阶层广泛，学生之间基于数据的交往暴露在负向价值观导向、功利化色彩严重、信息失真等恶劣的环境之中继而引发新的信任危机，极易形成功利的、浮躁的、虚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后，大数据社会实际上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交往双方彼此只有基于同一“学习通”平台的数据往来，这种虚拟交往使得交往行为具有随意性，学生的质朴情感表达、理想主义诉求甚至是负向价值的行为导向都可以直截了当的出现在思政课堂之中，这类快餐型的思想表达没有社会公序良俗的规范，不受传统思政教育教学的伦理束缚，将会集聚产生价值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