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中对生命的态度差异，导致瘟疫叙事的不同。中国文化相对西方文化而言，更重视生命，比如儒家的“仁爱”观念、道家的自然说、墨家的“兼爱”、佛家的“慈爱”等都体现出中国对生命的重视。但是中国文化虽然重视自然生命，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贪生怕死、委曲求全。儒家文化对“仁”、“义”的社会生命价值的积极追求，体现在儒家知识分子往往选择“杀身成仁”、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舍生取义”的社会生命观，是生命价值的核心与灵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孔子和孟子的观点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在对待大义、生死的问题上，要牺牲“小我”生命以成全“大我”生命，这是衡量个体生命价值的标准。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以多层面、全方位、多视角的生命视野，通过在鼠疫面前，人们对生命意识独到理解,表达对生命中残缺与丧失的深刻体悟和探索。
西方文化更重视精神上的自由，肉体的生命不是太重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著名政治家和演说家帕特里克·亨利，提出“不自由，毋宁死”的著名名言反映的就是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表现出强大的精神生命力，但确是对自然生命的践踏，一种狭隘的个人主义。在新冠疫情期间，追求自由的西方人，照样享受狂欢、出门聚会，政府颁布的“居家令”也不情愿遵守，著名哲学家阿甘本也认为为了维护个体的自由，政府无力全面开启限制措施。更有甚者，部分民众扛枪上街，举行反“居家令”与抗议封城示威游行活动，声称“宁愿死于新冠，也要自由”。他们甚至认为政府强烈呼吁戴口罩这一基本的防护措施，是对他们追求自由的禁锢和束缚。这种思想在《鼠疫》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一开始人们发现大批死老鼠的时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发现有人死于鼠疫时，担心损害自己的利益。他们宅在自己家里，拒绝和别人多接触，抱怨窗外救护车的声音太吵。当鼠疫疫情越来越严重，小镇被封锁了，他们还在抱怨自由被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