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实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就是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陈伯达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对名实问题的争论在于“名”和“实”的第一性问题。他提出：“名先于实而存在，还是实先于名而存在，是名决定实还是实决定名。”这表明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争。
1939年1月，陈伯达撰写了名为《老子的哲学思想》的文章，文章中他认为老子初步发现了唯物论思想。他指出：“中国哲学史上所谓名实问题，在实质上，就是思维与存在之关系的问题。这名实问题，表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发展，也即是反映了中国当时社会关系的发展，从这问题，我们得以发现：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两个根本不同的路线。”在这里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对照并整理出中国哲学中也存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条根本路线。接下来，他认为老子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哲学家，已经意识到哲学的基本问题。他认为老子的唯物论思想主要点在于首先提出“名”的问题，而非完整提出“名实”问题，有关“名”大体上是唯物论的，且老子把“名”看成是后于天地产生，亦即“是把概念看成后于存在。”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分析老子的名实问题后得出的结论。在思维与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上，名属于思维，实属于存在。陈伯达认为老子把名看作后于天地这一存在而产生的。在这一点上，老子坚持了唯物论。陈伯达这种分析方法，恰当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来。
1939年4月，陈伯达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中，进一步研究了孔子的名实问题，认为孔子也未完整提出“名实”问题。他认为孔子对名实关系问题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孔子在《论语·子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陈伯达引用孔子的见解后解释说：“名是第一，‘事’（事物）是被名所决定，而不是名被‘事’所决定。名实的关系在这里是被倒置的。”他认为孔子在名实问题上的观点是名决定实，因此是唯心主义的。同时，陈伯达在这篇文章中并未全盘否定孔子的名实观。他认为孔子注意到了主观能动性的力量，这是有其一定积极意义的，只不过孔子片面夸大且未将其置于“真理恰当”的地方。陈伯达指出：“‘正名’能给人们在一定的时机上、为一定事业而奋斗的方向和目标。”他肯定了孔子正名思想在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的积极意义，认为有其真理的一方面。
毛泽东看到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这篇文章后，对这个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毛泽东说：“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要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观念论就是唯心主义，因为这种观点认为“名”决定“实”。不过，毛泽东也认为孔子唯心主义的“正名”理论有合理的因素。他说：“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毛泽东认为孔子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也有其长处与优点，强调主观能动性就是非常重要的优点。机械唯物主义从根本上是唯物主义的，胜过唯心主义，但是忽视了主观能动性，所以无法克服和战胜唯心主义的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