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配合疫情初期的封锁边境等措施，全球各地教育机构也相应封闭了校园。尽管在线学习迅速取代了面对面授课，但这也大大影响了授课效果，降低了国际学生流动性，对教育机构筹资结构、学生能力培养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危机甚至引发了对高等教育价值的质疑。
（一）国际学生流动性降低
据测算，经合组织成员国教育系统中平均6%的学生为外国国籍，在博士研究生层次中，留学生比例高达22%。OECD每年发布的教育年度概览都对国际学生流动性数据进行跟踪报道，然而2020年报中显示了这一数据“极具逆转的趋势” 。据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在2021年3月的联合公开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在2020年减少了16%的国际学生入学，占新生总数的43%；法国发放的2020/2021学年学生签证总量为69082个，同比下降25%；同年，澳洲国际学生减少12%；新西兰国际学生减少17.3%；瑞典减少19.5%。为配合社交距离规定，当疫情下的主要教学模式变为线上授课时，留学生无论选择留在国外还是回国，都将大大减少甚至失去“国际接触（international exposure）”和“投入国外就业市场和人脉（input into foreign job markets and networking）”的机会，疫情也对国际学生“学业的连续性”“在东道国的安全和法律地位”“留学国外攻读学位的价值认知”等方面造成巨大影响。
一项关于在英国学习的欧盟成员国学生调查显示，学生选择到国外留学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拓宽视野、体验异国文化、提升就业市场竞争力、提高英语水平”。同样，另一项关于参加欧盟伊拉斯谟世界计划（EU-Erasmus）[ 欧盟伊拉斯谟世界计划（EU-Erasmus）：为促进和落实博洛尼亚进程，欧盟委员会于2003年提出的高等教育项目计划，以荷兰籍学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命名。主要目标根据欧洲联盟的里斯本条约：使欧洲成为世界最具竞争力与活力的知识经济体，发展为具高品质和卓越成就的教育标竿。目标细项则包含：促进欧式的高等教育标准；接纳世界各地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和学者前来欧洲联盟求学和吸取经验；提升欧洲联盟与第三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提高欧洲高等教育的国际能见度。为实现此目标，伊拉斯谟世界计划之下有百余个硕士学位课程，称为欧洲硕士（European Master）。学成后，学子将获得双硕士学位。]学生的调查表明，“在国外生活”“学习或提高一门外语”“认识新朋友”是选择参加此项目的前三因素。然而，疫情管控措施使得以上这些元素缩水，大大降低了留学国外的体验感，从而使高校国际人才培养效果大打折扣，也让国际学生对于教育质量以及学历学位的价值产生怀疑。
另外，由于大多数高校对留学生和本国学生的收费标准有较大差距，留学生规模减少也对许多高校的筹资结构产生连带影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国际学生群体庞大，留学费用高昂，国际学生学费是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筹资来源。根据经合组织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中，国际学生每年的学费平均比本土学生高约13900美元；澳大利亚高校从国际学生学费中获得的收入超过高校年均支出总额的四分之一，疫情对澳洲高校造成约20-30亿美元的学费收入损失[9]；对加拿大高校造型的国际学生学费收入损失也高达3.77-34亿美元。可见，疫情对这些依赖国际生源程度高的国家造成的教育损失最为惨重。随着疫情常态化下国际生源的持续减少，这些国家的核心教育质量不仅将遭受负面影响，其对本国学生提供的财政资助、科研水平、活动治理等也会受到波及。还需关注的是，OECD很多成员国长年依靠国际学生流动来促进外国人才移民，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国为高素质学生降低了移民申请门槛，出台相关措施促进国际毕业生就业。因此，疫情导致国际学生流动减少势必对这些国家推动知识生产和科研创新造成更深层次的负面影响。
（二）教育筹资结构受到冲击
根据经合组织最新《经济展望》测算，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下降6%，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从2019年的5.4%攀升至9.2%。病毒的不断变异、疫情的重复反弹令增长失衡预期加深，导致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乏力，也进一步影响了教育公共财政投入的改变。据统计，疫情前OECD成员国平均每年在公共教育领域的支出占政府支出总额的11%（希腊的教育支出比例最低，为7%；智利的教育支出比例最高，为17%）。然而，疫情危机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公共财政收入急剧下降，政府必须重新审计“教育在国家预算中的优先级别”，调整投资重点，投放紧急资金用于支持持续飙升的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成本，这也使得教育领域的筹资结构受到空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