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之，“性别”本来只是一个不具任何色彩的中立词汇。从古至今，人们也一直默认并遵循着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的不同分工，即男性主外，女性主内的特征。但随着妇女反抗压迫和争取平等自由权利的女性主义运动兴起后，人们开始关注两性的性别差异，所以“性别研究”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女性主义者们常通过“性别”这把利剑抨击父权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压抑，并通过翻译话语抵抗性别歧视。
很多事实说明，翻译总是无可避免地同女性结合在一起，并且别贬低得一文不值。16世纪中叶的英国翻译家约翰·弗洛里欧（John Florio）说道：“所有的翻译，因为必然都‘有缺陷’，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女性’。”而雪莉·西蒙也说过：“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低于男人。”那么究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者都将翻译自然而然地同女性结合在一起，并且贬低翻译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呢？
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一直处于原作的“模拟”和“派生”的地位，无法与原作相提并论。自父系氏族制形成以后，男性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愈发强大，因而变成了社会和家庭的核心。他们有权支配家庭成员和财产，所以，女性则常被当成“第二性”，即男性的附属品看待。因此，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他者”或者“第二性”的特征也往往在翻译中对号入座。正如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在《翻译的性别隐喻》中所说：“译文被视为‘贞洁的少女’、‘情妇’或‘不忠的恋人’；翻译也被‘比作性，比作强奸’。”模式中，男性被赋予正面价值，是社会的中流砥柱，而女性只是证明男性存在（包括性）的工具。
比如在伊娃·恩斯勒（Eve Ensler）的《阴道独白》（The Vagina Monologues）中，男人们以恶臭为借口，禁止女性主动做出身体回应；他们痛恨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却又堂而皇之的成为了蹂躏她们的禽兽；他们用黑布将女性身体包裹的密不透风，随时做好惩戒违规者的准备。因此，男性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极力维持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不断将女性打压和排斥到边缘地位。
归根溯源，这种现象还是一种男女在性别文化地位上的不平等，即“性别差异”造成的。男女两性有着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差异，而这种自然形成的生理上的差异往往导致两性文化上得巨大落差。女性文化相对于男性文化是被动的，被阉割过的，这就像翻译较之原作是无足轻重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较之于英美国家的文化一定是落后的、蒙昧的一样。
首先，从生理性别属性来说，男性和女性是不可置换的。男人天生就比女人更具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转化为权力的一种形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强奸案中都涉及到领导对下属或是手中拥有一定权力的人对相关下级的性骚扰。这种性骚扰是强大的男性权力施加在女性心灵和肉体上的暴力行为，同时它也可被视为强势性别对弱势性别的压制。相应地，从文化性别属性而言，原文和译文也是这样一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抗。译文就像女性的性别特征一样，只是原文的语言转换，是无法进入经典之流的；而译者也相应地遭到学界排挤，视为低价的工作。所以通过种种比较，人们就从译文身上找到女性这个同等低劣的对应口。
然而，这种强势与弱势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正如古罗马用武力征服了古希腊，却在文化上被古希腊征服一样，人们只看到翻译在“复制”，并没有注意到翻译承担的沟通不同民族文学、文化的桥梁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的接受、过滤和再创造都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心理认同过程。同理，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将女性群体的文化和思想传播到大众中，而翻译在此时就充当了女性传统和文化交流的媒介。再者，译文实际上并非是原文的附属，而是原文的延续和扩展。两个文本之间存在着各自的独特性，不同的译者通过不断的翻译、再翻译，为原作注入新的活力。因此，笔者认为，将翻译与男权意识中的女性相提并论是不妥的，因为翻译不会永远处在边缘地位，而女性也不会永远处于“失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