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晋“乐府”由音乐机构正式演变为“乐府诗”，到1232年蒙古破金汴京，中间跨度九百多年，乐府的概念发生着变化。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乐通》中曾言：“古人诗即是乐，其后诗自诗，乐府自乐府，又其后乐府是诗，乐曲方是乐府。”先秦时期，诗即乐。汉代诗与乐府成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歌诗才能称为乐府，到了唐代，乐府又不等同于歌诗。唐人所谓的乐府除了指国家音乐机构外还指文人歌诗及曲子词，同时还特指一种诗体，即古题乐府、白居易《新乐府》和皮日休《正乐府》等。宋代乐府仍然泛指配乐歌词，但已逐渐侧重指曲子词。元代“乐府”的概念趋于复杂化。元初“乐府”主要涵盖乐府诗和曲子词两种诗体，在名称上虽都用“乐府”，然实际概念又不同。
（一）“古乐府”概念的泛化
沈约在《宋书》中首次使用了“古乐府”的名称，此时的“古乐府”指汉魏乐府诗。中唐白居易“新乐府”概念的提出，使“古乐府”概念的内涵扩大，当时所谓的“古乐府”除了指汉魏乐府古辞外，还指以古题而创作的乐府诗篇。元初“古乐府”概念在外延上则进一步扩大，如郝经《遗山先生墓铭》：
为古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以写怨思者，又百篇余。用今题为乐府，揄扬新声者，又数十百篇。
从《元好问全集》的收录情况看，郝经所谓的元好问的“古乐府”当指卷六元好问50首乐府诗。依据白居易“古乐府”和“新乐府”的概念而论，可将《孤剑咏》《渚莲咏》《后平湖曲》五言乐府新题之作和《塞上曲》《长安少年行》乐府旧题列为古乐府，而《芳华怨》《后芳华怨》《西楼曲》等时事丧乱诗不仅符合“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标准，而且表达简捷明了，采用七言杂体，似乎更符合白居易所谓的“新乐府”诗。此外从形式上看，《续小娘歌十首》《探花词五首》《梁园春五首》《梅花》《宝镜》则采用七言或五言齐言式，尤其是《续小娘歌十首》拟吴地民歌，视为文人拟民歌体，与竹枝词列为一类。郭茂倩将“竹枝词”之类编入《乐府诗集》的“近代曲辞”。综上所述，元好问乐府诗实际上包含了中唐时期所谓的五言古题式的“古乐府”、白居易的“新乐府”体以及“近代曲辞”体，但从郝经“为古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而看，是将元好问的乐府诗统统列为“古乐府”，所以元初到至元中期所谓“古乐府”比白居易“古乐府”概念更加宽泛，不仅指汉魏乐府旧题诗，而且还包括了中唐所谓的新乐府，更囊括了近代曲辞体，可以说进入元代凡是诗体的乐府，统统视之为“古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