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人在承接了这一疆域的基础上继续开疆拓土，扩展了“中国”的疆域外延，重塑了传统儒家的“天下观”。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体现着作为少数民族的满人对“中国”的认同，也是作为承接“大一统”传统官方所主导的“中国认同”。
清朝满族的“中国认同”是在与各民族特别是与汉人复杂的矛盾各合作关系中，逐渐发展并得到深化的。 只有在不断面对外来“他者”时，国人才会表明和加深对“自我”所属国家身份的认同。进入晚清后，在应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以及国内各地区群众大规模的反抗过程中，这种汉文化影响强化和深化的确实又得以进一步加剧。
据观察，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时，除俄罗斯还偶尔使用满文本之外，其他西方国家乃至东方的日本，都只使用汉文本与其本国文字本。晚清时期，在与欧美等国所签署的各种中外条约中，作为整个国家名称的“中国或中华”与“大清国”同时交替使用、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情形更是极为普遍。如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的汉文文本中，以“中国”和“大清”混合使用；中法《黄埔条约》也是如此。中美《天津条约》中，也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称大清皇帝为“中华大皇帝”。此外，国外公使入驻北京时，递交了汉文、英文国书各一份，汉文国书中成中国为“大清中华国”。
1911年，清廷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法案》，将汉语官话确定为“国语”，并通令全国传习使用。上述认同情形是在多民族文化现实互动与当时社会历史强势被迫选择的结果。这种以汉语官话作为当时各民族相互沟通工具促进了现代“国语”地位的形成，实为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的孕育、形成起到了基础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