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
当时国内外的情况，如若排满，会导致国家分裂，故需要联合建立“民族国家”，即以汉族为中心的“大民族”观，这是梁启超对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途径认知。受到伯伦知理对民族界定的影响，梁氏认为，“同地、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而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焉”，以此作为自己的“大民族”观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为我们勾勒出了中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及其三期发展的大趋势：汉族-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渐成合一全体一致的运动-与西方民族的竞争。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并谓学术发展是实现国人思想统一的根本：“统一者全国民之精神，非攘斥异端之谓也”；又说“中国种族不一，而其学术思想之源泉，则皆自黄帝子孙”。这种轻地域、血统，而更注重历史文化和现实整合因素的“大民族”认同观，对后来杨度等立宪派任务也产生过较大影响。
梁启超借伯伦知理的话说：“民族之立国……必须尽吸纳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此时“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需要各民族凝聚精神，共筑“中华民族”，以抵御内忧外患。通过“民族建国”与“参政问题”反对外来压迫，争取民族与国家的独立，反对专制政府，实现国民自由。“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共同对外，乃是中国救亡不二之法门。
这一时期不同派别对于“中华民族”“中国民族”等的认知与理解包含了独立的政治主权共同体以及历史文化共同体等多方面的现代意涵。既凝聚了各民族共识，又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历史文化基础。
（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
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经历了由以同化为基础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向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演变的过程。他的“中华民族”观对于国、共两党，以及现代“中华民族”观的确立与传播有着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