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历深刻变迁、经济迅速腾飞之际，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兰西学院教席教授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在剑桥学报上发表了《现代中国与汉学》一文，已经表达了当代海外汉学家的困惑。魏丕信指出，即便在引领海外汉学的法国，西方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包括文人思想演变史的研究，始终和当今中国现行机制严重脱节，无法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中国政府的举措。比如：一方面中国政府秉承“天下观”的传统，强调执政者的德行优先，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以极灵活和理性的方式组织科技治国，从而以有限的资源获得了最大效果。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共生”，令魏丕信们百思不得其解（Pierre-Étienne Will 1994）。
如何解决西方对中国的困惑和误读？魏丕信的困惑表明，之前四百年累积的中国古代典籍的外译专注于学究式的研究和比较，并不能解决当今中西方对话的困境。但400年海外汉学所经历的沉浮兴衰依旧可以帮助我们理析适当的跨文化传播途径。
海外汉学研究专家张西平在《中国古代典籍外译研究的跨文化视角》一文中指出，“通过对长达400年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西传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文化在域外的传播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接受方的心态，一个是传播者的心态”（张西平2015：108）。
张西平认为，从西方接受者的心态来看，目前中西文化关系正处在调整和转变期。这与上文叶先生提到的21世纪欧洲哲学停滞，哲学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的判断不谋而合。在如此关键的时期，中国哲学假若能如叶先生所希望的那样，以天下为己任，收拾破碎的残墙断壁，那么当代中国哲学学术成就的西译和海外传播将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但时至今日，亟待外译的中国哲学不再是17世纪耶稣会士将之“基督化”了的中国哲学，也不是20-21世纪以法兰西学院为代表的作为中华典籍研究的中国哲学，而是进一步“会通”东西方思想的中国哲学。在新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下，面对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倘若接受方的心态还在调整期，那么作为传播者又当如何呢？张西平的回答是，“如果传播者向外部世界所介绍的是清晰的、明了的、充满智慧的文化，就一定会被理解和接受”。
怎样才能清晰、明了、智慧地讲述中华文明的哲学精髓？以海外汉学史的角度看，张西平先生指出，“我们自己的传统知识和文化也是在百年西学东渐中被纳入了西方近代的学术体系后表述出来的。”此言遥遥呼应了叶先生对自己西学为体，以西方古典哲学“会通”中国古代哲学的努力。张西平认为，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重建中国文化思想体系的今天，“试图回到西人东来前中国自己原有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的表达是幼稚的。”换言之，中国古典哲学在当代的海外传播势必融入当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而后者的解读不仅是他们对古代典籍进行语内再译的结果，更是他们融汇了西方学术体系的诠释行为。对后者学术成果的外译所承载的任务，与其说是对祖先思想的“忠实再现”，不如说是将祖先的文本用他者的观念再审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