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悲剧快感的手段——距离化
亚里士多德和朱光潜都承认摹仿说是悲剧快感的前提条件，悲剧的创作来源于对生活的摹仿，而在摹仿的度上，朱光潜认为要有“距离”，因为我们所熟悉的生活中没有悲剧，“心理距离说”是朱光潜悲剧快感说的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距离化”，但在其表述中已初见端倪。在情节安排上，他在《诗学》第十三章写道“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不能表现坏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因为“会使人产生反感”，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亚氏选择遮蔽这种现实，代之以温和、与生活保持距离的叙述方式。在人物选择上，选择离日常生活遥远的超出于一般人之上的英雄人物，且时间要久远，这就有了距离的意味。在给悲剧下定义时，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不仅要有情绪的发泄，还要“饰以词藻”，这也是距离的表征，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若是没有“饰以词藻”和舞台效果等要素，那就等同于弗洛伊德派学者们所持的“看悲剧就是带假面具去满足被压抑的欲望”，即没有距离，所生的情感便不是美感了。而朱光潜在《谈美书简》《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中都提到了“心理距离说”，并用海上大雾来举例。所以，两者“距离化”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强调时空的遥远；人物、情节的非正常性。
而两者“距离化”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1.人物塑造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主人公应是“比好人坏，比一般人好”。比一般人好，说明悲剧主人公应是超越了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琐碎、卑劣，写出人应当有的样子，突出悲剧主人公“善”的一面，通过人物的高大形象与现实、观众拉开距离，激发人们崇尚的心情。同时用人物的弱点来调和这种距离。总体来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主人公应是高尚的、伟岸的，尽管他们的性格或行动中有些小瑕疵，但那只是剧作家为了不使主人公距离观众太远而做出的些许调和，不占主导。
而朱光潜认为悲剧主人公除了是具有高尚品格的形象之外，一些坏人也可做英雄。因为悲剧感不仅来自于伟大的英雄人物的壮举，有些负面人物也有着极大的意志力量，有一点悲剧的崇高感，有巨人的尺寸和不寻常的东西，如麦克白在犯罪后的挣扎，对自己的极大恶行所生发出的痛苦，对人性善的极度渴望，会带给我们震撼人心的力量和对自己灵魂深层的剖析。所以朱光潜认为无论善恶都可以充当主人公，只要以他们独特的意志打动我们。
2. 语言运用上，亚里士多德反对用雕琢的词藻，因为过分繁杂的修饰会使“性格”和“思想”模糊不清。随后他做出了让步，这种雕琢的词藻只能用在行动停顿、不表示性格与思想的地方。这种对行动的“保护”与他的“摹仿说”一脉相承。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在于对行动的摹仿，不在于是否用了某种格律、有文采，词藻固然可以起到修饰悲剧的作用，但当它有遮蔽悲剧情节、人物性格的可能性时，就应予以摈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