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现代语境中，“寻找自我”实质就是主体的身份建构。“身份建构”是一系列的自我定义和对自我建构不断修正的过程。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在他的镜像理论里提出“自我”与“他者”一对复杂的二元对立概念，个体通过镜像对自我进行认知，与“我”相对的一切他者，都可以成为照见自己的镜子。镜像理论解释了自我认知实现的过程，即他者对自我认同的作用。在小说中，失忆的“我”是主体，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找自我，而在这一过程中，主体需要借助他者的映照才能发见自我。他者可以是身边的人，也可以是物，“‘他者’就是环绕在我们周边的象征性的语言符号。总之，‘他者’并不是有具体所指的某一个东西，而是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整个语言符号系统，它可以是期望、理想或是意识形态。”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助于自我建构与认知的各种因素，都可以成为“他者”，“基于镜像理论可知，人只有借助镜像阶段将自身还原于外部世界，才能从中认识自己，也就是说‘我’要在他人认可的情况下，才可以成为自我，‘我’是基于他人的产物。自我生存于他者之中，在他者当中才能够发现自我。”小说中，自我身份建构的变化分合体现在“我”对手稿中薛嵩这一人物性格的逐步改造。薛嵩的变化反映出 “我”对自我认知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产生实际上是被“我”身边的城市地点，以及各色人物所隐喻的话语环境无形中浸染而致，“我”周围的环境及他人这些“他者”及其隐喻意义的逐渐浸染，使“我”最终建构了一个回归于现实的自我。
《万寿寺》小说中的城市地点与人物的设置并不是作者的心血来潮与偶然为之，话语的选择都有其背后的深意，在人事物等“他者”与自我联系之间生发的隐喻的意义对于理解小说中“我”寻找自我过程中想法的转变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万寿寺是最为明显的城市地点的隐喻。作为小说的名称，万寿寺不仅指代一座建筑，也是带有隐喻意味的象征性创作符号。文学文本中，言语层之下隐藏的深意是解读文本的关键所在，万寿寺这一语言符号对于整个文本的解读，在作为题目的基础延伸出隐喻意义的枝蔓。失去记忆的“我”从医院醒来之后，通过一张工作证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地点，这一地点就是万寿寺。一个人在社会中会扮演许多角色，工作身份是一个人最显著的身份之一，这是个人对自我身份认知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因为一张工作证找到万寿寺——“我”工作的地点，由此进入“我”的人际圈以及发现、修改小说的手稿，“我”循着工作证上的信息开启了寻找自我的旅途，可以说，这张工作证是“我”寻找自我身份的第一步，“也许，就是这张证件注定了我必须生活在此时此地。” 工作身份是一个人多重身份维度的一维，工作环境、内容和个人的风格气息，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成就。工作环境会熏染一个人的性情，而一个人的行为处事风格也会从他工作的环境中展现出来，所以工作环境、内容和工作身份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个人对自我认知的其中一方面。在文学叙事的隐喻修辞手法中，这面镜子带上了更加深刻的符号涵义，“我”在万寿寺的工作环境是一间简朴而单调的办公室，是这样一种光景：“这间房子用方砖漫地，但这些砖磨损得很厉害，露出了砖芯里粗糙的土块……桌上堆了很多旧稿纸，有些写满了字，有些还是空白。虽然有这些零乱之处，但这间房子尚称整洁，因为每件家具都放得甚正，地面也清扫得甚为干净。可以看出使用这间房子的人有点古板，有点过于勤俭，又有点怪癖。” [8]在失忆后的“我”的眼中，失忆前的自己是一个有着古怪性格、仿若异己的人。通过工作环境这面镜子的映射，“我”建立了失忆前的自己的一个映像，往事模糊的轮廓开始浮现，这是认识自我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