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引起海外人士的关注。苏联、日本、欧洲、美国的记者、外交官，甚至是学者都曾踏上中国土地、前往苏区，期望突破当时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和中国革命的真实境况。这些人士回国之后，带回重要的一手记录和报道资料，让世界得以初步认知近代中国，认知中国共产党。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世界更加重视对当代中国展开研究，一方面期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久经战乱的贫弱中国，另一方面思考未来应当如何与中国展开外交关系。美国、欧洲等地聚焦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者大量增加，逐步形成专业化的研究群体。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世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等更加关注，各地区推动中国研究机构向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比如美国的费正清研究中心，英国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中心、巴西成立亚太地区研究所等等。以这些研究所为平台，从事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者群体不断扩大，研究领域逐渐深化细化，甚至形成了一些研究派别，比如日本学界在“京都学派和东京大学学派的中国学研究立场基础之上，出现了历史学研究会学派和区域研究系列两个新的研究流派。”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各区域更进一步重视对当代中国展开研究。目前，不仅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影响力日益扩大，还有加拿大、英国、德国、荷兰、瑞典、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巴西、南非等国家的当代中国研究也都在本区域乃至国际上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这些来自不同区域的研究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曾受到美国学界的深刻影响。二战后的美国曾出于战略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具有典型美国特色，将带有美国特色、出于美国战略需要的当代中国研究嵌入到各国、各地区，致使海外中国研究呈现出一些美国化的一致性特征。然而，各地区的认知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范式发展。各地区的学者浸染于本地区的文化氛围，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研究传统、思维方式。与此同时，各地区各国大多将当代中国研究作为区域研究范畴，其研究需将中国研究纳入到本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体系，考量本国的国家利益、国际关系，甚至还要受到国内政治局势、国内政策制定等因素影响。各种因素叠加导致，尽管总体范式显现出一致性倾向，但各地区的海外中国研究在研究焦点、研究方法、研究思维方式上都嵌入自己的偏好和特色，使整个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呈现出差异化的研究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