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异军突起，英国学界与之相比影响力确实有所下降，但并非嘎然而止。英国在继承自身传统的基础上，也作出了转型努力，使自己以更加创新的思维和独特的英国风格立足于学界，为当今世界看中国提供一种英国视角。其转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推动转型：向现代中国研究、中国共产党研究聚焦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英国中国研究存在“厚古薄今”的倾向，大多数学者对古代中国更加感兴趣，而对近代以后的中国研究并没有很大关注，导致整个学界即缺乏专门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研究机构，也缺乏论文发表的平台和渠道。此情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所改变。进入60年代，英国政府发现美国早早实现了中国研究“由古到今”的转变，而英国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不仅仅落后于美国，甚至在欧洲也处于弱势地位，于是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英国大学转型。最重要的举措之一是1961年英国政府批准了英国大学教育委员会牵头发布的“海特报告”（Hayter Report），报告中提出应提供大量研究资金，督促英国大学强调当代社会研究。在转型需求下，伦敦大学在1967-1968年建立现代中国研究所，西方研究当代中国的重要期刊——《中国季刊》于1960在伦敦的SOAS创刊。1966年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开始着搜集有关当代中国的资料。一系列转型推动英国中国研究向当代中国、现代中国转型，而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研究也随之进入英国学界视野。
（二）进一步发展：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模式
尽管英国政府曾推动英国学界关注现代中国研究。但总体而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英国当代中国研究的进展仍然是比较缓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9年代。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中英之间商贸往来增多，英国政府认为应进一步加强对当代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展开研究，于是推动新一轮的推动措施。比如“1980年,伊丽莎白女王王宫里设立了现代中国中心, 对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展开研究。这推动英国学界加强对当代中国的关注。后来1986 年的“帕克报告”（The Parker Report）更进一步加强这一趋势。“帕克报告”中指出当前英国在区域研究方面的不足，并针对当前的问题提出一系列具体策略和计划，要求培养能够研究非欧洲语言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能力的学者。政策引导下，更多地从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机构被创立，比如 威斯敏斯特大学1989年成立的民主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研究。1992年伦敦大学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1994年牛津大学成立中国学研究所，1994年剑桥大学建立东亚研究系下设中国研究中心。谢菲尔德大学 1996 年成立的中国研究中心等等。此时出现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英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展开研究，比如许慧文（Vivienne Shue）的《转型中的中国农民：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1949-1956》。书中她对湖南和湖北展开调研，研究了中国农村所有制、税收、商业以及金融，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于开展了农村经济改革而没有损害农村社会发展。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的《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省与省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央地关系展开研究，并认为改革开放使地方自主性有所增强。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此时英国已经出现从宏观角度对中国政治模式展开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