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高了女性创作文学的地位
赵利民先生从中国现实角度出发，指出性别问题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存在，女性文本即便涉及性别议题，也很难抽离出具体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就性别而论性别。若女性主义批评单纯强调性别，很容易使本土的批评实践忽略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以及女性自身写作的特殊性而造成误读。赵利民先生正视语境的差异，重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中国化过程中的特殊性，20世纪以来，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写作做出符合历史逻辑的阐释，充分认识到了女性主义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是建立在女性写作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的基础上的。
首先，赵利民先生从我国正统文学史角度出发，指出，我国文学文体中很少有女性作家，诗文主题中也少有女性意识。有不少闺怨诗也是士大夫替代女性而写。女四书，女论语有，反而女性作为文学主体却不多，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特点单一。这种情况到了晚清时期，“国家民族主义”无疑是父权结构的集中体现。其次，赵利民先生重点分析了梁启超作为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的重要思想。梁启超在妇女解放上也是先驱。《记江西康女士》是他首次对女子教育提出的看法。他认为，我国女子要走上社会，首先应该具备独立自由的人格，从知识能力上争上游，达到“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的目的。女学就是培养女子独立人格的方式之一，是女子独立的第一步。近代，西方列强侵入，传统“正女”形象已经不适合时代发展，梁启超提出女学要“为人类自立计”：女子应该自立，要有职业并能够自养；男女一体意义上的国人自立；由国人支撑的民族自立。其次，梁启超希望女性“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期望通过女学，女子“有万古，有五洲”，知“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他强调母教的作用，要求女子必须重视胎教。最后，赵利民先生重点介绍了当时的兴女学运动，分析了薛绍徽的重要评论。面对梁启超等男性精英倡导的兴女学运动，当时的知识女性并没有亦步亦趋。薛绍徽质疑：“西国虽男女并重，余不知其自古起劲，名媛贤女，成才者几何人？成艺者几何人？其数果能昌盛于中国否？”同时，她对女学运动有着自己的担忧，她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赋予传统女教以新的含义，努力使中国女学整合于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文化之上。
赵利民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写作做出符合历史逻辑的阐释，晚清以来，尽管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男性精英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与政治目标契合的特征，但是强化了男性对女性相夫教子传统角色的认定和期待。由于知识女性长期被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并不盲从男性领导者，因此能够客观地全面考虑问题，能够在女学问题上批判地面对中西文化的矛盾和在冲突，真正地为谋求中国妇女解放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