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娜丁·拉巴基花费了三年时间在贝鲁特贫民窟做了实地调查，启用了当地的非职业演员，拍摄团队拍了6个月500小时的素材，花了两年的时间精雕细琢剪辑出来。无论是田野调查、非职业演员、即兴创作、手持摄影，还是“将摄影机扛到大街上去”的创作手法，影片“作为现代黎巴嫩本土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都承继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纪录精神’”。
在声音创作方面，最直击人心的也是其包裹影像扑面而来的“真实感”。本片的对白和音响都在最大程度上逼近真实。导演选用了贫民窟里有相似难民经历的非职业演员来演绎这个发生在当地的难民故事，导演也从未刻意地要求他们去模仿他人的口音，而是以他们自带的语言、口音、习惯来说对白，塑造人物形象。影片拍摄过程中，导演不会给他们完整的剧本，反而是在每场戏拍摄前告诉他们这场戏是什么，即兴创作和表演空间让这些非职业演员得以将生活的经历和最真实的话音反应给予收音师和导演。所有的呼吸声、喘息声、啜泣声、嘶吼声等都带上了如此厚重的生活质感和苦难的沉重感。影片中的这些人物正是因为拥有了他们自身的话音特色和话音反应，才成为了生动丰满，形象真实的“人”。
纪实美学下的创作大多会保持影片主题的多义性和故事中生活的多义性。片中占比最大却最难引起观众关注的声音设计就是影片“真实感”最大的功臣——音响。贫民窟逼仄的空间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和物，房屋间街巷繁多，楼层间鸡犬不宁，工作的声音、聊天的声音、吵闹的声音、车流涌动的声音等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因此在如此拥挤的空间内呈现如此复杂的环境声，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拍摄期间现场录音的质量实为关键，后期降噪混音剪辑也十分重要。根据导演的访谈得知，本片的拍摄过程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是因为拍摄现场的杂乱不堪，儿童演员的执导问题，更有创作团队的身心疲惫。拍摄期间甚至有无身份证明的难民被抓，摄制人员不得不照顾他们的孩子的情况发生。对于导演和录音师来说，能将现场音收录好后，将不同层次、不同厚重感的环境声放在不同的影像上，后期的艺术选择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赞恩在影片开篇处穿行于贫民窟街道，画面上并没有工人工作的画面，但却有工作的机械声。这样精心的设计正是源于摄制团队前期实地调查和拍摄期间对真实空间的了解与感受。而片中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音效更是加强了贫民窟混乱不堪的印象，在听觉和心理上给予观众强烈的压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