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
1872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运用。正如恩格斯指出：“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开创者在形成之初就内含着“结合”之意，包含着必须与各国具体实践结合的丰富内涵，这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的理论起点。
鸦片战争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西学东渐”中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马克思主义也悄然而至，报刊、书籍上零星出现马克思及著作的介绍，如《泰西民法志》、《大同学》、《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有学者梳理概括如下：从具体内容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相统一；从历史过程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运用的中国化和创新的中国化的统一；从本质论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在于马克思主义内在性和超越性；还有理论与实践结构、研究方向和领域，等等。学者们虽见解丰富，角度各异，但基本可归纳为三点：第一，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现实问题；第二，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第三，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赋以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综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汲取民族优秀文化，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在基本立场、方法和话语体系上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过程。
（三）延安时期的新型高等教育
延安时期，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与高等教育结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回应革命现实问题，初创新型高等教育体系及其载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在高等教育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首先，新型高等教育与革命现实紧密相连，从高等教育领域解决革命亟需抗战人才的难题。“在此次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者为高等教育机关……故敌人轰炸破坏，亦以高等教育为主要目标”。战争爆发后，高校损失惨重，学校、教师、学生数量急剧下降，中国教育史上罕现“真空”。然抗日战争、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发展等都需大量优秀干部。刘少奇指出：“过去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有经验的干部大批牺牲，我们要在最短期补救这个缺陷，要训练上万的干部。”为此中共先后在延安创建了30余所以“为革命培养各类人才干部”为目标的干部培训学院，解决干部短缺的现实问题，这些院校就是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的前身。
其次，新型高等教育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理论方面，既以理论回应革命，又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并整理成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新型高等院校是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阵地”，陕公设立的研究室，兼顾着培养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者、实践者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双重任务。由于缺少现成教材，教员多将革命时期的工作经验和成果系统整理总结，编写教学大纲，《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社会科学概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著作纷纷面世，最为显著的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实践方面，中共所创建的红色高等院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高等教育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