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中所提出的原则是“距离是成为文学之成为文学的必要前提”，全书论述也在此基础上展开。在英国学者布洛（Edward Bullough，1912）所完善的“距离说”里，布洛认为距离分为显性的空间距离与隐性的时间距离，认为远距离提供了审美的标准，并由此提出了“心理距离（Psychical Distance）”。“距离说”在美学领域该观点十分流行，《媒》中也直接将其作为全书的主要逻辑——电子媒介的出现导致时空距离的趋零，所以使得文学及文学批评的消亡，认为“是它们（距离）造成了文学，使文学堪称为文学”。但布洛的“距离说”强调的更加是物理层面的、空间上的距离，人体的复杂心理是否能单纯地靠生理上的刺激反应来控制，学界仍存在争议。就布洛著名的“海上大雾”例子中，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1961）便对此提出反问：我们真的不能一边意识到危险，却又一边欣赏美景吗？迪基提出批评，认为布洛的“距离”概念是含糊的，时间与空间属于物理、生理上的距离，而“心理距离”属于心理学层面，物理距离有可能会影响心理层面，但这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距离说”作为全书的大前提，便是作者预设下的写作环境，在此我们不谈布洛距离说与相关争议孰是孰非，提及相关争议是为了讨论关于“物理层面”的距离与“心理层面”的距离。在《媒》中关于二者的距离没有做明确区分：在举例情书的例子时，作者谈到“现在电信创造了世界范围的联结，对距离的胜利……距离被压缩为趋零距离，于是情书的必要性从根基上就被动摇或颠覆了”，此距离为物理距离；“文学的诞生亦须以距离、意识甚或生死相隔为前提，至少或首先是在物理的层面上？”，此处因与“物理的层面上”所并列，故此距离指“心理距离”；“毫无疑问，文学的写作如同情书的写作，也是首先以距离为其物理性前提的” ，此处将距离放置在物理层面；“‘模仿’、‘想象’、‘陌生化’、‘修辞’等等实际上都只是‘距离’的另一种说法……是它们造成了文学”，此处指的又是心理层面的距离，诸如此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