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技术中隐藏的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者的关系，对于媒介后果之思实则是对电子时代人类思维变化之思、人类与媒介的主客二元关系之思。也但正因为如此，媒介才不应该被视为脱离社会机制的中介式的存在，它本身扮演着的社会角色一方面适应着社会及技术条件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迫使社会及文化各个层面适应新的媒介逻辑。正如前文所述，在物理层面上，人们重新创造了一种独属于互联网的、超越时空的新的距离；媒介技术的发展消解了人类的主体性进而趋零了心理层面的距离。文学似乎真的被泛化了，从图像而言有更偏向于感官刺激的摄影文学、电视文学，从文字而言也有以风靡一时的以“梨花体”为代表的“日常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化”，文学好似真的在生活中消失不见了。于是对于文学的何去何从，“非终结论”者们反驳的理由是：只要存在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便会存在文学（童庆炳，2002）。这一点自然毫无疑问，正如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25）所强调的社会归位，文学家们在文学领域中依然扮演他们的角色，对于他们而言，文学必定存在且将继续存在着，文学永远不会死亡式的终结；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如上文中文学的终结指的是“扬弃”的含义，那么文学形式上的变化就是媒介技术变化的显现，其对整个人类的意识影响是潜在的，文学的“死亡式”终结针对的是非文学领域者而言，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也意味着人体感官的截断，当他们适应了图像时代对于视觉、听觉的超强感官刺激之时，左右脑的互动也就被截断了，当他们昏昏欲睡般适应了新的媒介逻辑之后，他们再进入文学领域的门槛便变高了，换句话说，他们学会理性思考文学性的作品的难度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