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先需要我们扎根中国大地，这就要求我们要用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育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这是中国土壤所给予我们的营养内核，在中华文化中就蕴含着“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与美育德育协同发展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因此，以中华传统美学为源流，以马克思主义“全人发展”观点为基点，借鉴吸收西方近现代的美育观点，共同构成了美育与德育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的理论基础。
（一）“美与善”的中华传统美育精神源流追溯
在《论语·泰伯》中，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一主张得到记述，孔子指出了诗礼乐三者在教育当中所具有的不同作用，要求学生掌握全面、广泛的知识和技能，从而达到更高水平的个人修养。而《论语·八佾》中的“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所记述的孔子“尽善尽美”“美善统一”的审美教育主张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即在艺术形式中既要有美，也要有善，善是美的根本，只有美善统一的艺术才是最高的艺术境界。孔子这种“尽善尽美”“善美统一”的观念，即是对艺术的审美性和伦理道德性都提出了要求。继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承袭了孔子的诗教、乐教思想，进一步发展了美与善的内在统一性，孟子主张，“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就指出美的人必须具备的仁义道德的内在品质，并将这种品质外化于形。荀子也有“乐行而意志者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的论断。虽然中国古代并未明确提出“美育”与“德育”的观点，但先贤们关于“德美育”的相关论断却充盈在各大典籍著述当中。总结来说，德育就是以伦理秩序为核心的“礼”的教育，拱卫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美育则是以“和”与“善”为内容的“乐”的教育,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充满创造活力与人际和谐。因此，德育和美育是需要统一起来，相互补充和配合的“礼乐相济”，这一观点对中国近代美育德育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中西兼济、同归并举”的中国近代美育观点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德美育发展走向了新的高峰。1793年,德国著名诗人席勒提出“美育”的概念，明确地将“美育”的本质界定为“情感教育”，他指出：“想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再没有其他的途径”，并强调只有通过审美的情感教育，才能使人最终达到自由，“我们在经验中解决政治问题，就必须通过美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席勒的美育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现代美育和德育的发展。1902年中国近代美育的代表人物王国维在《孔子的美育主义》最早使用“美育”一词，标志着美育在中国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理论研究，并向国人介绍了德国著名诗人席勒的《美育书简》；1903年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对教育的宗旨作出解答，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而“完人”是外在的身体能力和内在的精神能力都调和、发达的人，内在的精神之力分成“知情意”，对应着“真善美”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真善美的理想，就必须分为“智育、德育和美育”的教育，王国维接着指出：“（德智美育）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 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因此，王国维是最早提出教育必须要德智美育三者并行并辅以体育训练（体育）的学者，这一思想为我国的德美育发展作出了重要推动。1912年，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后改名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五育并举”的思想，将国民教育分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这其中的美感教育就是“美育”；而后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的演讲《以美育代宗教说》中明确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强调美育具有健全心理、超越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功能性，充分肯定了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正是通过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人对国民教育的关注，大力提倡美育和德育，为我们美育与德育的协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