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域
“场域”理论是布迪厄社会理论构架中的核心概念。布迪厄认为，可以把场域看做社会研究过程中的基本单位，他认为，社会是由各种具有相对自主性、必然性及自身逻辑的客观关系的网络空间组成，每个社会空间都可以被看成一个独立的“场域”，场域中的一切行为主体都与其他主体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且都必须遵守该场域的行为法则。因此，如果要对场域中的某一行为主体进行研究，必须结合该场域内部各行为主体的关系性进行综合分析。布迪厄指出，“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更加强调场各行为主体对场域规则的认同，和彼此之间的“共谋”关系，在此基础上，整体来分析各行为主体的行为逻辑。
（二）资本与权力
在“场域”理论中，掌握资本的多少决定着参与者在场域中的地位，这里的“资本”并不是狭义上的财富资本，而是指参与者在场域中的影响力，资本竞争在场域内部必然存在，场域既是一个资本争夺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场所，“资本与权力”关系在场域中无处不在。“场域中的个体是资本的承载者，资本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他们利用自身所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在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布迪厄认为“资本”的本质就是劳动的积累，其中包括主观精神能动、客观物理劳动和场域自身规则等，劳动产生的成果被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有，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布迪厄把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四种基本类型，并集中研究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经济资本是布迪厄从经济学领域转化到社会学领域的概念，这种资本包括但不局限于物质货币、财产权力和制度体制，是其它所有资本的基础；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不是传统经济学领域中的资本概念，更多是一种功能性隐喻。布迪厄将场域内行为主体的知识储备、文化价值产出、社会对其文化能力的认可，以及场域自身固有的与“文化活动”有关的文化精神、文化制度等。目前文化资本理论作为有效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在各领域有关问题研究均有所应用；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行为主体在场域场域规则下，累积产生的全部社会资源。因此，稳定的场域环境是获得社会资本的基础，场域自身在体制性行为和会员制形式中得到不断巩固，从而为每个会员提供社会资本。场域中的个体或集体，需要长期连续投入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才能维护自身的社会资本。布迪厄认为，象征资本是一种符号化、抽象化的资本，由以上三种资本聚合而成。象征资本依赖于场域内外的认可，并能够为个体或集体带来名望、地位和权力，故象征资本应包含“社会资本”，是其所有资本的综合体现。
（三）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资本与权力竞争的场域
布迪厄认为，场域的本质是各行为主体、体制机制、规则制度等各类要素，相互关联而形成的社会场合。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治理研究是否适合用“场域”理论视角分析，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场域”特征，能否被看做或划分成为某种特定的社会场域。
首先，从社会整个宏观系统来看，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发挥着优化组合军地双方资源的社会和经济作用。示范区中的管理者、军队、民企等主体因素是相互关联、彼此作用的，并不是以静态式存在，如“军转民、民转军、军民共建”等行为，离不开管理者、军队、民企各方参与，各行为主体缺一不可。同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发展，无法独立于外界社会的其他关系网络，需要大量的外界参与。由此可见，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是串联社会、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的纽带，其既具备实体性作用，也具有维护示范区内外关系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