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才子书成为中国典籍的典范是因为小说家构建了结构完整的情节，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小说家塑造了复杂细腻的人物性格。《好逑传》被普遍认为是最早译入西方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汪榕培，王宏，2009）。“帕西译本”和“戴维斯译本”是唯二全译本，1761年，帕西最早将《好逑传》介绍到西方，译名为Hao Kiou Choaan，但他本人对中国古典小说评价向来不高，他认为此书“叙述过于琐碎, 且枯燥冗长”，又几乎删去《好逑传》中全部的诗词翻译，但帕西也有值得肯定之处，他考虑到当时英国读者的知识水平，对小说中进行东方文化的注释；后来1829年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译本名为The Fortunate Union，他在重译时较帕西更忠于原文，并于序中称此书是“有趣而紧张的情节，精彩的对话。”根据WorldCat图书馆藏数据可知，《好逑传》戴维斯英译本被85家国外大学及学术机构收藏，证明其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与帕西译本相比较，戴维斯译本除了译出小说主体外，还增加了附录、索引和注释，他还在部分短语后面增添自己的评论，让西方读者对故事有更清晰的理解。
从创作主旨来看，《好逑传》作者实际上是借才子佳人倾慕联姻的情节，来宣扬纲常名教。作者宣称：“宁失闺阁之佳偶，不做名教之罪人。”他把纲常置于情爱之上，所谓“爱伦常甚于爱美色，重廉耻过于重婚姻”。只有像铁中玉、水冰心这样不耽于色而好名义、不及于私而重礼防的人，才是真正的才子佳人，即作者所谓的“好逑”。小说在情爱冲动之上加上礼义名教的枷锁，在青年男女的感情交流之中塞进大段的道德说教，本是一件大煞风景的事，但由于作者的艺术水平较高，情节设计曲折而合理，起伏却紧凑，文笔也相当有功力，尤其是全书所具有的轻喜剧风格，使得令人生厌的说教色彩冲淡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