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提到，文化传播是共享文化的过程，共享的过程会形成集体观念和意识。人类总会通过共享文化的过程，构建一个有共同意识和秩序的文化共同体。在具体到蒙古族的文化共同体中，蕴含着蒙古族文化的所有观念和形态，正是这些观念和形态在决定着当今蒙古族电影中的形象塑造原则和方式。譬如蒙古族文化中固有的万物有灵论就对蒙古族电影中母亲形象的生命意识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蒙古族文化认为一草一木皆为生命，会周而复始地生活在草原上。如果说牧兰夫人、孟根花的蒙古母亲形象是舍小家顾大家的革命母亲形象，《额吉》《义重情深》则更多表现了革命的牺牲精神和蒙古族对于生命关怀的相互交融。如果我们对于蒙古额吉形象再往深处探讨，便会发现，影片《诺日吉玛》中女主人公诺日吉玛为了等待她参战的爱人，一个人在草原上生活了很多年，但是爱人迟迟未归，反而等来了在诺门罕战役中互为敌对关系的两国受伤的军人。不仅两名军人是敌对的关系，他们或许还跟诺日吉玛的爱人交战过，但诺日吉玛眼里不管是否敌对关系，一切皆为生命，生命并无不同。该片讲述的并不是夫妻、母子之间的故事，而是在战争背景下的蒙古族女性的博爱之情。蒙古国影片《高个子母亲》中儿子牺牲后，跟儿子同样的小伙子们都以“高个子母亲”称呼失去儿子的老母亲。在《天上草原》中宝日玛的男人旭日干入狱五年之后带来狱友的儿子虎子，影片展示了三个男人一个女人的生活，其中女人像一条线连着三个男人的关系。宝日玛对虎子这位外来人员呵护有加。不管是亲生的还是领养的，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也不管是人还是世间其他万物，在蒙古族人的意识中只要是一条命就要救活，生命生生不息。这便是蒙古族母亲形象所象征的重要文化内涵之一。而蒙古族电影中的母亲形象对蒙古族文化的象征性表达，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已经呈现了蒙古族文化自身的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