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
李白自陈“流落楚、汉；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上韩荆州书》），早年经历“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上安州裴长史书》）；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记其游历“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游踪所及，几半中国”。尤其在赐金放还后，李白先后寓居鲁郡、金陵，游赏吴越江南，北上幽燕，流寓夜郎，最终复还当涂病逝。一介文人，其行迹之广与千年后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不相上下，李白所到之处，的确足以称为“四方”。
虽说“诗人之歌颂侠客，有时只是出于审美的需要”，但李白一生云游，足迹遍布中原的经历既印证其诗歌中类目繁多的咏怀意象皆非虚言，又契合“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的个人价值观，并非只是“出于审美的需要”。而陶遨九州游目骋怀，行踪飘忽不受拘束的特点也和任侠精神中的自由奔放所呼应，“行在江湖”的同时也做到了“志在四方”。
2“轻财好施，存交重义”
仗义疏财，惜友重诺是李白“任侠观”的最大主题。他曾提旧事“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上安州裴长史书》），如此轻财好义，颇有剧孟之风，势必从者众多，才会达到“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的境界；友人吴指南猝死，李白“禫服恸哭”“泣尽而继之以血”，坚持“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即便“丐贷”也要为其迁葬，足以见其肺腑之诚，友谊之真，颇有“赤心用尽为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的任侠气概。而这些始于古道热肠，终于肝胆相照的友谊也从没有令李白失望，二十二年前出游并州时种下的善因在二十二年后结出善果——当时出面为之缓颊的郭子仪最终成功将李白从依附永王李璘牟逆的杀头大罪中救下，可谓善有善报。
由此观之，李白“轻财重义，知恩图报”的侠义因子不仅塑造了他本人的任侠人格，“为其实现政治抱负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也极大感染他所结识所交游之人，如此不仅将轻财重义的优秀传统精神品质以多种途径和形式传承了下去，也将任侠精神的精华与内核通过善心善念传递在人与人之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侠义观。
3“奋其智能，愿为辅弼”
“纵观李白现存诗文，歌咏侠客风范、标榜己身侠情者，俯拾皆是。不仅表示其对仗义任侠之士的赞颂，甚至终其生以当今侠客自居。侠客显然是名士之外，令李白心慕并有意扮演的角色”。李白一生多次上书请谒，渴望为贵人所赏识、举荐、提拔而在朝为官，其对个人事业的雄心在仰慕燕赵游侠遗风，希望效仿这些侠士求取功名的文字中可见一斑。李白愿如侯嬴朱亥般“千秋煊赫大梁城”，也敢言“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 满腔“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豪情壮志，如其所言，颇有侠者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