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大学思政课的强调与强化，把长期处于平淡状况的德育突显出来。于是，各种道德言说被推上讲台，各种道德理论研究也开始进入显学。这固然是好事，因为在大学里道德问题不断暴露出来的情况下，社会各方面都为即将承担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任务的这一代知识青年的道德水平与道德状况担忧。如何对待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如何承担自己的人生义务，如何履职敬业，如何孝敬老人，如何和谐家庭，如何服务人民，如何奉献祖国，从切身到家庭到事业再到天下，无时无处无事不与道德相关。而各方面不断传来的信息，使人们有理由对大学道德教育的现状，不断生出一些担忧。很多大学生不同程度地患有独生子女政策后遗症，这种症状的突出表现即个性被置于不适宜的主体位置。个性能否在肯定中实现，成为一些大学生环境评断的重要标准，也成为情绪性动因；但令人忧虑的是很多大学生所秉持的个性，又是缺少磨练的个性，不少是家庭娇惯而成的自我中心感受，以及中小学教育阶段积极个性培养缺乏所致。这样，这类个性实际上就成为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由偏好即感性冲动或刺激（stimulus）所“规定的任性”，即“动物的任性”（arbitrium brutum）。这样的个性情绪化的后果往往很严重，轻者表现为对集体的对抗，重则会伤害他人及自身——由各种传媒不时地见到这类报道。再有就是利益态度。从根本说，利益是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条件。马克思称此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社会所提供的利益大小或多少，是社会发展状况的评价标准。它对于社会成员个人而言，从实质说是分有而非占有。通过努力获得社会分有的那份利益，是人与他人及与社会关系的正确态度。当下一些大学生缺乏这种面对利益的正确态度，在各种利益面前行为失准，甚至猎取或盗取他人努力成果以求私利。消极利益态度的延续便是交往的扭曲，包括对父母的占有性依赖，对他人的冷漠与苛刻；还有便是对待社会，有些大学生成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把自己的些许成绩作为交往中讨价还价的资本，他人的帮助与给与是自己得之的天经地义，缺乏感恩意识，没有奉献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