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南民族学的研究的范畴，在李绍明先生看来，是指对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广西、重庆，以及湘西、鄂西等地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关这类学科的研究。”，在不断地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如今丰富多彩的贵州。贵州在西南，西南中的贵州，在无人地带寻找无人机，在合适的地方找对应的东西，既可以保证得到我们需要的，又能提高我们办事的效率。贵州“六山六水”这一区域囊括了贵州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少数民族，该调查从民族学的学科视角进行调查，对“六山六水”区域的划定，是在学科定位的基础上寻找得到的区域。“六山六水”作为西南的一部分，犹如以东南冠名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就是一个区域模式下研究得出的成果。
在学科定位的基础上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学术区域，在跨越与联合的互动下，形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在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中而相互交往交流。各个不同的“学术区”对其所需的区域各不相同，大区域由各个小区域构成，我们需要理清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大区域的总体呈献来源于各个小区域的集体呈献。在各个学术区之间进行跨区域的交流，会超越一些固有的传统的认知，产生出新的东西。在跨越中超越，在超越中联合，在交往中共生，在共生中发展，在发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贵州民族众多，是民族学研究者较为青睐的田野点，作为西南区域的重地，其开发潜力是极其巨大的。
在“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过去20年之际，民族学人们在前一辈人的努力之下得出了一系列独立研究成果，如“六山六水”民族调查与水家学研究（潘朝霖2002:22（3））、“六山六水”民族调查与侗族研究（潘永荣，谭厚锋（2002:22（3））、“六山六水”民族调查与仡佬族研究（田晓岫2002:22（3））为纪念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20年，许多民族学界的学者纷纷进行各自的论述，并在贵州民族研究刊物上2002年22卷第3期上发表。如今距离“六山六水”民族调查已过去将近40年的当下，民族学面临着新的时代考验。在中国西南的这篇土地上有着无限的可能，有着丰富的物产、悠久的历史、多彩的民族文化。有着许多待发掘的资源，西南这个区域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在从事或发展某一学科的实践时并不需要进行新的理论建构，只需要将事实进行呈现便好，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我们只是已有知识的见证者和书写者，我们并不是文化的持有者和阐释者。
虽说民族学是舶来品，但是通过与中国实际进行结合，也能呈现出属于民族学在中国实践中繁荣的景象，理论的产生最终还是服务于实践，没有用到实际的理论都是在无病呻吟。能解决问题的理论是好理论，没有理论也能解决问题那就不需要那么多理论的存在。在某一个领域内并不是谁提出的理论越多就意味着其越权威，如在社会意义而非生物意义上使用“进化”这个词的第一人——孔德，其在进步论思想领域，正如其在思想中的众多其他方面一样，孔德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方法和术语方面，而不是在真正的理论层次上面。笔者认为，正是有了一些方法论和相关术语的存在，才为某一理论的问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