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5年首笔科技贷款算起，科技金融作为一个鲜见的中国本土创新产物，已经存在并发展了30年。目下，尽管科技金融从最初的边缘角色，一跃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武器，但其中还有若干难题需要破解，特别是对科技金融之本质研究的肤浅，已经影响到了科技金融政策的定位及制度安排。
科技金融的出现、形成和发展，从政策源头上看，主要源自邓小平的两个重要判断，第一个判断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1988）。邓小平在谈到科学技术时，首先重申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本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判断。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当时疑问不多，但是不是第一生产力疑问很多，更多的观点认为科学技术是潜在的第一生产力，转变成现实生产力还受教育结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的影响（朱耀垠，1989）。科学技术潜在生产力如何转变为现实生产力，除受制于上述因素影响之外，转化的“催化剂”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寻找这个“催化剂”就是中国科技金融产生的直接动力。1985年出现科技贷款，1993年深圳科技局第一次把“科技与金融”缩写为“科技金融”，1994年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首届理事会上正式使用“科技金融”一词。1995年时任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的谢绍明把科技金融称为“ 一项具有生命力的尝试”（谢绍明，19957），其后，科技金融工作逐步成为科技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直至2006年06版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成为一个内容丰富的政策体系。
第二个判断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邓小平，1991）。邓小平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金融的重要程度，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深化以及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在相当程度上说已经超越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金融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对科学技术从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曾长期有不同观点。积极的观点认为，金融结合科技创生“巨大生产力”，强化了生产力的技术构成，凝聚、扩散了生产力诸因素中技术因素的作用,同时金融向科技领域渗透，优化了信贷结构，增强了银行竞争实力（王言实，1988）。消极的观点认为，金融天然的风险规避特点与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所包含的巨大风险，很难使二者实现深度融合，正像有些研究成果显示的那样——实证研究表明，政策性科技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科技贷款的作用效率为正但不显著，而创业风险投资则对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赵稚薇，2012）。
二、文献综述
从理论源头上看，科技金融源自熊比特的开拓性研究（熊比特，1912）。熊比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它包括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产品，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新的组织形式。熊彼特的这个创新概念，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如何纳入“生产体系”的问题——技术要不要资本化？技术资本化过程需不需要一种更具冒险精神的资本加入？企业家对新要素的运用是不是更为重要？熊比特的创新理论，分为创新Ⅰ型和创新Ⅱ。创新Ⅰ型主要由新创企业或者中小企业完成，技术资本化和创新资本的引入是整个创新的核心和关键，创新Ⅱ主要由拥有资源优势的大企业完成，技术资本化更为重要和关键。
尽管熊比特的创新理论开启了科技金融的萌芽，但没有实现真正的生发，其后的研究者也主要是沿着丰富和完善创新理论的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如弗里曼（1982）认为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傅家骥（1986）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方法，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新的组织，它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
在把熊比特创新内涵收窄为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创新资本和企业家的作用逐渐被忽视。从理论重新触及科技金融研究的是卡箩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1983）。她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第一次揭示了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的基本经济范式，使我们得以看清楚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是如何共同引起产业变迁以及社会变革的——新技术早期的崛起是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会导致经济出现极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风险资本家为获取高额利润， 迅速投资于新技术领域，继而产生金融资本与技术创新的高度耦合，从而出现技术创新的繁荣和金融资产的几何级数增长。
卡箩塔.佩蕾丝对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相互缠绕”的关系分析的非常透彻，并从五次大的技术革命与金融创新中都找到了相应的对应关系。遗憾地是她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了技术--经济范式和金融--经济范式，并没有揭示企业家--经济范式，也没有对技术为什么要资本化，金融资本为什么会转变为创新资本以及企业家为什么青睐创新等给出合理解释。
科技金融作为一个政策问题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具有独立内涵的理论问题，长期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一方面，科技本身包含了多层含义，从侧重于发现与认知的基础研究活动，到偏重于技术发明的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再到侧重于新知识、新技术的商业化，确实难以看出科技金融的对象和边界。另一方面，金融创新无论从机制还是工具角度看，它更强调普适性，特别是收益--风险匹配原则。因此，实践活动的丰富多采与理论研究的落寂并存，这种局面国内外大体相同。
中国对科技金融理论的热研，与中国06版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密切相关。从中国知网检索可以看到：中文文献目前有5132篇，其中1983年为1篇，2000年为9篇，2001-2007年每年平均30-50篇，2008年突破100篇，2013年为1042篇。从1篇到100篇，中国理论界差不多用了25年，而从100篇到1000篇只用了5年。在国内研究成果中，国内目前得到关注比较多并被认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两项：一是赵昌文（2009）等人认为，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型安排，是由科学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金融资源的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二是房汉廷（2010）认为科技金融本质包括至少四个方面的内容：（1）科技金融是一种创新活动，即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被企业家转化为商业活动的融资行为总和；（2）科技金融是一种技术—经济范式，即技术革命是新经济模式的引擎，金融是新经济模式的燃料，二者合起来就是新经济模式的动力所在；（3）科技金融是一种科学技术资本化过程，即科学技术被金融资本孵化为一种财富创造工具的过程；（4）科技金融是一种金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即同质化的金融资本通过科学技术异质化的配置，获取高附加回报的过程。
赵昌文等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归为“工具论”，即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在赵昌文等人的这项研究成果中，技术与金融都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外生变量，无法解释1771年以来反复发生的技术-金融-经济长周期变化规律，更无法揭示熊比特提出的创新中的知识、技术资本化以及企业家精神等深层次问题。
房汉廷的研究成果，可以归为“本质论”，即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创新与金融资本配置方式的显著创新，最终耦合成了新产业、新的社会组织模式，进而出现每个时代的创新经济范式。房汉廷的“本质论”，沿着熊比特、佩蕾丝的逻辑体系，揭示了技术与金融作为新产业革命发生的两大动力源泉的内在关系，确立了技术、金融是推动或创造新经济范式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因的理论基石。当然，这项研究也存在着一个大的缺陷，即企业家-经济范式被忽略了。
三、创新视角下的科技金融本质
如前所述，尽管笔者在2010年提出的科技金融本质四层涵义得到了理论界和实业界的好评和相当人的认同，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技金融的本质。但是，理论并不总是超越实践，有时更多地是对实践的再总结。经过又三年多的研究、调查和思考，对科技金融之本质有了更为深化性的认识。
从创新经济学视角看，索洛的发现以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只是发现了结论，并没有真正发现原因。与此相对，熊比特则揭示了技术资本化在创新中的财富作用，而佩蕾丝则进一步揭示了金融资本在创新中的财富创造作用，这些研究成果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索洛余值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