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院校作为我国应用型、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基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要求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国际交流,而外语人才作为国际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对我国外语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
1.对语言能力的理解和提升
外语人才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势必要利用外语作为自己传播文化的工具和媒介,因此提升语言能力不仅是传统语言教育的要求,也是“一带一路”对外语专业人才的要求。但是二者又有所不同。
语言能力这一术语的最早提出是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但是他把语言能力看成是人的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而忽视了语言的运用能力。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语言交际能力这一概念,认为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不仅指能否说出合乎语法的句子,还包括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恰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我国不少学者在讨论语言能力的时候,也会首先将其分化为语言知识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而这两部分内容也是外语院校在进行语言教学时的主要内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外语院校和外语专业的学生来说,语言的交际对象往往不是和自己拥有相同语言文化背景的本族人,而是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对象。因此,外语人才进行文化传播的过程,从其本质上讲,是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过程。
有关跨文化交际这一问题,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做过专门的研究。其中,英国学者拜拉姆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他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跨文化能力 4 个子能力。(钟华,2013;48)国内较有影响力的是文秋芳教授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包括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两个部分,其中交际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语用能力和策略能力 3 个子能力,跨文化能力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宽容性和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 3 个层次。(钟华,2013;48)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是从两种模型的构建我们可以看出,跨文化交际能力除了要求必备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之外,还强调了交际中的语用能力以及跨文化能力。
但是目前无论是外语院校的课程涉及,还是外语专业学生的学习方向,都重在提升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水平,对学生语言能力的评价标准仍依赖外语专业水平考试的结果。对于学生的交际运用能力的培养,虽有涉及,但是教学上不系统,教学理论不够完善,学生也不够重视。而对于跨文化能力的培养,目前仍十分缺乏,这一方面的能力包括的不仅是语言的表达与应用问题,更多的是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敏感度等更为复杂的问题,这一能力的养成靠的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长期的文化积累和有意识地加强。因此,外语院校须尽快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做出合理的应对,满足我国国际化道路中对外语人才的储备需求。
2.对母语文化的理解和选择
在“一带一路”以及我国向国际化转型的过程中,对外语人才的要求不仅要具有翻译能力,还要具备向其他国家传播、介绍中华文化的能力,外语人才不仅要承担起文化“引进来”的任务,更要肩负起文化“走出去”的重担。
这就要求我国外语专业的学生在提升语言能力的基础上,还要对母语文化做深入的了解,清楚中华文化的内涵。外语院校相较于综合类高校来说,母语语言和文化的教育是较为欠缺的,母语文化在教材中不涉及,在教学中教师也不讲,学生也不会主动去学习,这就造成了外语专业学生对于母语文化的认识程度不够。并且,对于外语专业的学生来说,不仅要对母语文化中的文化常识和文化现象有一定的了解,还要具备用所学语言恰当地表达中华文化中的特色现象和内容的能力。目前,很多外语专业的学生在跨文化交际时,用所学语言表达目标语文化的能力较强,但是用目标语表达本族文化的能力相对薄弱。南京大学从丛教授将这种不能用外语恰当得传达母语文化的现象称之为“中国文化失语症”。面对目前“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迫切要求,外语院校和外语专业语言人才有必要解决“中国文化失语症”造成的语言文化传播症结。
除了对母语文化的理解,外语人才在传播和介绍中华文化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做好对传播内容的选择,这关乎的是讲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塑造怎样的精神形象的问题。中华文化博大精神,内容庞杂而繁复,对于本族人民来说要了解全部的文化尚且不可能,因此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有选择地传播中华文化内容。对于那些蕴涵民族底蕴和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要如实地介绍到世界各国,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而独特的中国,破除各国人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误解;对于当代中国的时代性进展,要谦逊地介绍到世界各国,让世界了解一个当代的中国;除此之外,各国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不同民族之间也存在文化差异,因此我们要警惕过分宣扬与目标国家民族文化相矛盾的文化内容,以免造成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