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宗白华致郭沫若的信中首次提出“诗人人格”，“沫若，你有Lyrical的天才，我很愿你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的构造’，则中国新文化中有了真诗人了。”郭沫若在回信中原文引述这两句话，并称“白华兄你这两句话我真是铭肝刻骨的呢！”。这种“共鸣”向来被作为二人精神契合的表现，这种契合也被当作《三叶集》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热情洋溢的“共鸣”是否就意味着观念趋同？细读文本，其实不难发现“共鸣”之外存在的“异声”。这种“异声”首先体现在他们关于“人格”问题的讨论中。
郭沫若在盛赞宗白华“诗人人格”之说后，立即自陈：
可是我自己底人格，确是太坏透了。我觉得比Goldsmith还堕落，比Heine还懊恼，比Baudelaire还颓废。我读你那‘诗人人格’一句话的时候，我早已潸潸地流了些眼泪。
为什么看到“诗人人格”郭沫若会产生如此大的触动而潸潸落泪？研究者多关注他此时的心绪与处境，也有学者论及背后的道德压力，然而，更需要分析的是郭沫若随后委婉表达了对于“人格”的不同理解，这集中体现在“球形天才”的论述中。他认为孔子与歌德是“球形天才”，盛赞他们“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但这段论述的重点，其实并不是歌颂孔子与歌德，也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与改造，其落脚点是表达对“完满高尚”人格的不同理解。郭沫若认为“哥德是个‘人’，孔子也不过是个‘人’。孔子对于南子是要见的，‘淫奔之诗’他是不删弃的，我恐怕他还是爱读的！……他们的灵肉两方面都发展到了完满的地位”。显然，“灵肉两方面都发展到了完满的地位”与宗白华单纯强调“高尚的”“向上的”人格是有所不同的。前者“灵肉完满”自然包含了一些不那么高尚的“淫奔之诗”，又何尝不能包含郭沫若内心“堕落”“懊恼”“颓废”的真实情绪呢？后者一味强调“高尚”与“向上”，是否意味着“新文化”有可能走向道德虚伪的老路上去呢？这些问题潜藏文本之中，其实并不难读出。
沿着宗白华与郭沫若关于“诗人人格”的讨论，田汉与郭沫若围绕“人格公开”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如果说，宗、郭二人在“人格”问题上的探讨还只是偏重学理的远距离讨论，那么田、郭二人则在“人格公开”下进行的交流则是切身相关、直抵心灵的道德审视。在田汉看来，“人格公开”的出发点，不仅在于私人友谊，更是关系着新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他反感“譬如现在的甚么新运动，新人物，有许多不真面目的地方，使人觉得中国还未易乐观的。新人物中间，浮嚣者多，真挚者少；所以真可靠的很少”。显然，他希望做“人格公开”的新人物，而不是“自欺欺人”的新人物。在这一点上，两人达成了高度“共鸣”，在回复田汉的信中，郭沫若几乎赤裸地讲述了自己的“人格问题”，关于与安娜的恋爱，关于父母代订的婚姻，关于内心的挣扎苦痛，这是在与宗白华通信时尚未展开的部分。田汉的“人格公开”说，让郭沫若内心压抑的难以启齿的痛苦得以释放，而来自两位友人的理解与鼓励，又给予他巨大的能量。田汉鼓励他“人要建设自己的人格，便要‘力争上流’，便是要力由深谷攀登高山之巅”，宗白华也宽慰他“平心而论，从纯正恋爱中发生的结合不能算得极大的罪过。况且你有忏悔的真忱，向上的猛进，你的罪过也不过是你心中的Mephistonheles，适所以砥砺你的人格底向上的创造罢了”。郭沫若则将两位友人当作“彼岸的灯台”，“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