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集》“诗人人格”中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直觉”之辩。在宗白华与郭沫若谈论何谓“新诗”与“新诗人”的问题时，二人关于“直觉”问题的分歧便初露端倪。在宗白华看来，他眼中的“东方未来的诗人”需要从“诗人人格”和“诗的构造”两个方面继续努力，才能成为“中国新文化中的真诗人”。这份热切希望的背后，是宗白华此时诗歌理念和文化理想的传达。“五四”过后新诗迎来一股热潮，《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上不时有新诗登载，关于新诗的讨论也常见诸报刊文字，何谓“新诗”与“新诗人”正是新诗发端必须回答的问题。宗白华此时作为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显然有意参与到新诗创作与讨论的热潮之中。宗白华与郭沫若的通信，首先基于编辑与作者的身份，他们开始谈论的话题自然也是关于“新诗”与“新诗人”。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个问题，“作者”郭沫若的答案与“编辑”宗白华的意图却呈现出了一种奇妙的“错位”状态。
在郭沫若看来，“诗=（直觉+情调+想象）Inhalt +（适当的文字）Form”“照这样看来，诗底内涵便生出人底问题与艺底问题来。Inhalt 便是人底问题，Form便是艺底问题。”郭沫若在这里表述得很清楚，“人底问题”便是“直觉+情调+想象”，“艺底问题”便是“适当的文字”。显然，同样是谈论“诗人”问题，二人强调的要素却有差异，郭沫若更看重“直觉、情调、想象”，而宗白华更看重的是人格的“完满高尚”。
关于“直觉”问题，二人后续的通信中继续深入探讨。宗白华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表达了对“直觉”心存犹疑、模棱暧昧的态度：
“这都完全是我直觉的感想（实在告诉你，我平生对于诗词的研究简直没有做过，我从来没存过想做诗的心，对于文学诗学的见解全凭直感，不能说出实在的根据），你觉得怎样，请你把自己的意思也老实地告我，我这偶然的感觉恐靠不住。”
相比而言，郭沫若自始至终对于“直觉”都十分重视，“诗人底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 “理智要扩充，直觉也不忍放弃”“诗的原始细胞只是些单纯的直觉，浑然的情绪。”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歧？
宗白华对于“直觉”态度，与他“文学的脑筋”说法是直接相关的。他在《致<少年中国>编辑诸君》中正式提出“我们要打破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个科学脑筋，这是我们月刊的目的”。在《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中再次申明这种态度，“中国人最缺乏科学与分析的眼光，凡事皆凭着笼统直觉的见解，还自以为玄妙高深”，甚至直言“中国遗传的文人头脑，尚未曾改作科学的头脑，提倡新学的还是偏于文学方面，于科学方面，无新发扬，一班青年也还是欢迎文学的多，对于科学没甚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