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将现代社会表述为“消费社会”，在这里，“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物的极度丰盛导致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让位于符号价值，人们通过大量的奢侈消费来界定自己的身份阶级和特权，“金钱总是转化为等级特权、权利和文化特权”。 当人的存在感只依赖于符号的堆积，个人的主体性也被符号价值所消解，只能机械性地通过不断重复的消费行为获得个人实在感。“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
德里罗将主人公埃里克塑造成全球资本主义霸权的象征，他拥有无尽的财富和崇高的地位，甚至“当他死去的时候，他的生命不会终止，这个世界将会终止。”而埃里克的社会等级正是通过他的消费来体现的。埃里克所居住的地方是一幢八十九层的摩天大楼，独享四十八个房间的公寓，空间上的高度象征着埃里克高贵的社会地位，他感觉“大楼与自己紧密相连。” 摩天大楼此时已经转换为标示其消费身份的指涉物，并“给予他力量和深度”埃里克所乘坐的豪华轿车是贯穿全文的重要意象，也成为他彰显社会地位的重要符号。埃里克自言：“他想要这车，因为它不仅超大，而且霸气十足、蔑视群车，此种变形的庞然大物岿然不动地凌驾在对它的每一个非议之上” 对他而言，通过牟取豪华轿车中的符号价值，区分了他与普通人的消费层次。“当人们消费商品的时候，社会关系也就显露出来”，加长豪华轿车作为投资银行家、土地开发商、全球卫星通讯巨头等上流人士的标配物，它被象征式地消费着，埃里克从消费物品所反映的地位差异中获得绝对的优越性和满足感。然而，虽然人们想通过符号的神圣性突显自己的个性人格，但身处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消费文化只能是“片断的、不断重复再生产的文化”。平凡的并列着的大楼，一排排外观上无法区分的白色豪华轿车，这一系列的消费符号只不过是“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复制品，人们投身于狂热的消费以区分身份，最后也只能困囿于精神上的自我幻想。
当人被物化，寄生于商品带来的符号价值，个人就陷入了马尔库塞（Marcuse）所说的“虚假需求”的怪圈，即那种“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求，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需求这一范畴。”在这些虚假需求中，稀缺艺术品以“地位性商品”的姿态受到追捧。由于稀缺艺术品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机械复刻时代制造的世物皆同的感觉，所以其稀缺性担保了自身的价值，成为品味的象征。“品味具有分类作用，并把分类者也分了类”，稀缺艺术品的追随者们将自身的价值镌刻于高雅文化商品，以区分自身与平庸文化商品持有者的地位和阶级。主人公埃里克对稀缺艺术品也有着狂热的追求，“墙上挂着的艺术作品主要是彩色几何图案的大幅油画，它们占据了每个房间”，他甚至意图买下整个罗思科教堂以占有其中的艺术品。当迪迪·范彻告诫他“罗思科小教堂是属于世界的”，埃里克也只是冷漠地认为“如果我买下它，那就是我的了。”埃里克人为地划分了“自身”和“大众”的界限，阶级的概念通过这种“炫耀性消费”来操纵。“消费及生活方式偏好，包含有敏锐的判断力，它使我们同时具体有独特的认同或区分他人品味的判断能力。”埃里克从稀缺艺术品的消费中彰显自身的品味，品味差异制造出的身份差异带给埃里克欲望的满足，却给予不了“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比自己所知道的更深邃、更美妙的生命”的个人实在感。沉醉于“虚假需求”的埃里克陷入了自身已然拥有完整生命意义的幻觉，而迪迪·范彻的追问打破了这种幻觉，埃里克只能承认：“不管多少钱，我想要那里的一切，包括墙壁和所有的东西”，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