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集体想象物是“对一个社会集体描述的总和，既是构成亦是创造了这些描述的总和。”根据法国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为《比较文学概论》而写的“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一文中对形象学的定义，“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这里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便是“社会集体想象物”。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通常并不是现实的客观呈现，而是具有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色彩。纵观《透过玉帘》里的对中国印象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门罗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基本上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结果，随着西方现代精神结构的变化而改变，带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
1981年，门罗随加拿大代表团出访中国。门罗抱怨中国“那么多人”，回到加拿大后有些不习惯，觉得地广人稀，有点无所适从，以至于竟说“街道似乎空荡荡得可怕”。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写法，充分体现了门罗对中国的不甚了解，来到中国诸多不适。“人流趟满街道，让门罗产生“拥挤”的感觉。“趟”字尤其传神，暗含人流如水般川流不息、源源不断之感，这对于加拿大人简直是天方夜谭。在当时，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裹小脚、吊梢眉、男尊女卑等层面，门罗作为加拿大的中产阶级，其描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落后、人口稠密，生活水平不高，无法与步入发达社会的加拿大相提并论。因此，门罗在其游记的开头透露自己一开始是不愿意来中国造访的，“事实上， 我害怕去中国” “对去中国提不起兴致，又不好回绝”，似乎她是在半推半就之间到访中国，颇有勉为其难之感。
门罗对中国妇女男权观念进行批判，认为中国女人受男权至上观点的制约，是男性主流价值观的顺从者。她在游记中说：“（中国妇女）告诉我她们的丈夫从不帮忙做家务”“说让丈夫做家务是多么不容易”。究其原由，我们可以从加拿大的社会运动中窥见一斑。门罗之所以在两性关系中比中国妇女更具反叛精神，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加拿大新兴起独立妇女运动。她们要求改变男女、种族、阶级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争取通过和平合作的方式进行变革。近半个世纪的加拿大妇女运动促进了社会的积极变革，推动了整个社会重视妇女和儿童保护的力度，促使各项福利政策逐步实施，并使广大妇女从繁重的家庭劳动中逐步觉醒并参与到社会性劳动事务当中，积极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门罗是妇女运动浪潮中受益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