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霍尔（E.T.Hall）在《超越文化》中提到“任何交流都表现为高语境、低语境或中语境”，这两类文化中，语境和语言在交际中的地位有所不同。高语境文化主要以中国文化、非洲文化、拉丁文化等为代表，更加依赖于交际语境，交流双方有共同的语义空间，就像提前设定好的信息传达程序，比如家国情怀、民族历史、风俗习惯等。而低语境文化例如美国文化、加拿大文化等，他们更推崇语言本身的作用，依赖信息编码来传播信息，更强调逻辑，该理论为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新的角度和丰富的理论依据。
而“他者”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后殖民理论中，与“自我”是一对相对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别的参照物确定和认识的自我。后全球化时代，华语电影迫切想要向外扩张获得文化认同，于是极易陷入“他者”迷失的牢笼之中，所以与其被动“他者”，不如主动“妥协”。而这里的“妥协”并非是一味地迁就，向“好莱坞”靠拢或是模仿、依赖他种文化，而是要站在全球化和跨文化的视角去理解。“‘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在跨国语境中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不能够再以旧有的封闭单一的‘民族国家’观念来研究跨国时代的电影现象。”
（一）题材资源：“东方奇观”组合拳
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电影创作者们曾试图建立“新民俗奇观电影”，营造出独特的“东方景观”，突出表现具有中国异域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比较成功的例子有《红高粱》、《黄土地》、《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他们一举斩获各大国际电影节的奖项，进入国际电影市场。但是渐渐的，电影中的“东方奇观”成为了空泛的文化符号，只为满足“他者”对于中国的“跨国想象”，浅层次的表达脱离真实的中国，而陷入“他者”视角的囹圄。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题材资源丰富，合理开掘并展现独特的中国“奇观”，更易敲开世界电影的大门。
首先，为了增强影片的世界性，从2019年到2021年的三年里，主题的选择逐具普世性，更易引发外国观众共情。三部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分别是：国、家、父辈，正好对应儒家在《大学》中写到的“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家国情怀的受众局限在华语观众以及外籍华人，而海外传播就会存在很大的文化折扣，因为外国观众对电影中呈现的信仰和集体记忆十分陌生，不易被接受。而今年国庆档的《我和我的父辈》，展现的是在“家与国”视角下几代父辈的奋斗经历，和父辈与子辈之间的情感流动，时间坐标分别是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这个主题更具有跨文化传播的属性，更易被海外观众接受、理解、产生共情，从而降低文化折扣率。从主题的变革能看出“我和我的”系列献礼片“力图找寻不同文化背景下观众的心理共同点，构建起想象中文化的共同体。”
另外在题材选择上，“我和我的”系列是集锦短片，多个短故事组合捆绑，利用内在逻辑连续起来，最大化利用“东方奇观”。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导演分别取材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6个重要的历史性瞬间构成集锦。他们的题材分别是《前夜》1949年开国大典前升旗仪式背后的故事，《相遇》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故事，《夺冠》1984年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并首获世界大赛三连冠，《回归》香港回归，《北京你好》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白昼流星》2016年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护航》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海胡同”、“中国女排”、“香港回归”等都是有力的“中国元素”，不只满足于新鲜感和神秘感的“民俗奇观”，而是组合式展现真实中国下的“奇观”，有好莱坞史诗电影的影子。